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弑父篡位的帝王，而游牧民族却很多？

一：儒家礼教的完善

西周时期的《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因此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一套非常完善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在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西周礼乐制度也对阶级有了一个明确划分，君臣父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等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

后来西周礼崩乐坏，中国社会进入春秋战国的乱世，传承了大量西周礼乐制度的鲁国也诞生了孔子这样崇尚礼教的大儒。《论语·颜渊》有云：“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还出现了“夫夫、妇妇”之说。

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再度得到大发展，出现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这“五常”。

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当时选官主要是“察举制”和变种“九品中正制”，对于孝悌非常重视，父子伦理的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在此后的社会发展中，儒家思想越来越被统治者广泛应用，“三纲五常”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谁敢弑父篡位必将遭到天下人和史官的唾弃，遗臭万年，因此在汉人或是受到儒家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地区，很少会出现弑父篡位的帝王。

二：继承制度的完善

皇位传承与民间传承实际上并无多大区别，主要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其中父死子继中又包括了“嫡长子继承制”、“指定继承人制”、“密诏立储制”等等。

比如建文帝朱允炆就是嫡长子继承制的直接受益人，而汉武帝刘彻则是指定继承人制度的受益人，嘉庆皇帝是密诏立储制度的受益人。

总之一句话，只有一个人可以继承大统，而且这个继承人是得到法理保证的，因此我们经常能在历史上看到乳臭未干的小孩子、甚至是一个庸才继承皇位，但天下依然太平的情况。

三：皇权的加强

历朝历代的皇帝在登基称帝之后，并不是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跟家里人住在一起，一日三餐都在一起吃。实际上妃嫔、皇后、太子、皇子等人一般按照各自的等级地位分别有各自的住所。

贾公彦疏：“案《内则》云：命士以上父子异宫。不命之士父子同宫；纵同宫，亦有隔别，亦为四方之宫也。”

平时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太子或是皇子是不能随意觐见皇帝，更不能进入皇帝的后宫；妃嫔也不能随便见皇帝，皇帝也不能随便指定哪个妃嫔侍寝，得翻牌子，因此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得不到皇帝临幸。

这就减少了皇帝被皇子刺杀的可能。

另外，皇帝在官员设定上也颇费苦心，设立宰相协助处理政务，设立太尉/司马协助掌管军队，设立御史协助监督文武百官，下面再分设三省六部、大理寺，又设立宗人府、锦衣卫、东西厂、粘杆处、廷尉狱、典签等等各种部门来分割权力，监督文武百官和各种皇亲国戚，包括诸位皇子，保证最终决定权在皇帝一人手中，所有文武大臣只效忠皇帝一人。

种种措施保证了皇权的强大和皇帝的无上地位，因此即便有皇子想弑君篡位，那也得掂量掂量自己手上的实力。

而游牧民族大多地处苦寒之地，物产稀少，农耕文明落后，粮食产出不稳定。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生存下去，不同部落之间经常爆发战争，因此相比汉人，游牧民族民风要更为彪悍，更加崇尚武力。

也是因为经常爆发战争，因此游牧民族对于强者总是更加崇敬，崇尚强者为王，只有强者才能成为首领，当首领衰弱的时候，就需要另外一个强者来代替他的位置。

因此很多游牧民族来说，只有强与弱的区别，没有父与子的区别，儿子夺取父亲的王位是名正言顺，其他人夺取王位也是名正言顺，也就是王位继承人人选的广泛性，只要你觉得自己够强，就可以参与王位的争夺。

因此游牧民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实际上要比农耕文明更为激烈，这也是游牧民族政权经常一夜崛起，然后又在短时间内衰落的根本原因。

甚至为了节省资源，游牧民族中还出现儿子既继承王位也继承妃子的情况。当时王昭君出塞嫁给了呼韩邪单于，在呼韩邪单于死后，复嫁呼韩邪单于长子复株累单于。

文明的差别使得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弑父篡位的帝王，而游牧民族却很多，实际上无论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文明，这都是一种基于现实需要、基于文化传承需要的最佳选择。

而当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广泛任用汉族官员之后，也开始逐渐被汉化，这正是汉族文化所强大的包容性和感染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