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诉北京城营建历史,它在哪些方面体现古代城市营建思想

首先说下北京城的历史：

据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北京城建城已有3040年的沧桑历史，当时它的名称叫做蓟，是周朝所分封的一座都城。隋朝以蓟城为涿郡治所，唐朝统称幽州。辽朝以蓟都为陪都，改称南京，又叫燕京，金朝继辽之后正式迁都到这里，名为中都，到了元朝，又在中都郊外创建新城，叫做大都。明朝改建大都，始称北京。清朝继续建都北京，直到封建王朝的最后崩溃。

“蓟”的成长“蓟”这个名称，最早见于《礼记》中的《乐记》篇：“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讲的是周武王消灭了殷商势力之后，立即着手分封黄帝的后代于蓟的事实。“蓟”是西周分封在北方的诸侯国名，也是当时的国都所在。这就是说，至少在西周初年的时候，今天的北京城附近就已经有一座被称为“蓟”的城市了。

“燕”与“蓟”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蓟国的时候，还在北方分封了另一个诸侯国，这就是燕国。《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这里所说的北燕就是我们所说的燕国。这样一来，在西周初年的时候，现在的北京城及临近的地区，实际上有两个西周的诸侯国，一个是蓟国，另一个是在蓟国附近建立的燕国。

唐时期的蓟城 隋唐时期，蓟城在我国北方的军事地位显得十分突出。隋的涿郡和唐的幽州都以蓟城为治所，因此蓟城又被简称为涿郡或幽州。隋炀帝和唐太宗在全国统一之后，都曾利用蓟城做为基地，向东北进行征讨，这是汉族中原王朝在势力强大的时候，往往把蓟城作为进攻据点的典型例子。

辽朝的陪都----南京城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契丹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原来居住在今天内蒙古东部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契丹统治者在吞并燕云十六州后不久，便改国号为辽，建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并在幽州城建立陪都（首都以外另建的国都）。因为这个陪都位于它所统辖的疆域南部，所以叫南京，又称燕京。契丹为什么要在幽州城建立陪都南京城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要利用这里有利的地理形势，作为向南进攻中原的据点；另一个原因在于契丹占据了燕云十六州以后，它的统治疆域大大扩展，而且新占领的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饶，自然条件优越，经济文化和生产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契丹族原来活动的北方草原地区。因此，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和掠取更多的财富，幽州城自然而然地成为辽在华北的政治中心。

金朝的统治中心----中都城 当辽与北宋沿着塘港湾泺 一线南北对峙的时候，活动在东北松花江流域的一支号称女真族的少数民族，日渐强盛起来。不到两年时间，金人在俘虏辽天祚帝、拔掉心腹之患以后，又卷土重来，乘胜南下攻宋。金军到达燕山府城下时，北宋守军不战而降。于是金军在占领燕山府后即长驱直入，渡过黄河，直逼北宋的京城汴梁。这时宋徽宗如惊弓之鸟，急忙传位给儿子赵桓，即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的都城汴梁被金军攻破，徽、钦二帝以及宗室、官僚三千余人都成了阶下之囚，北宋王朝灭亡了。北宋王朝灭亡以后，金朝的势力范围一下子扩大到淮水沿岸，它在华北平原上的统治也就转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于是金朝的统治者便把首都从远在松花江上的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迁移到燕京来了。金天德三年（1151年）三月，金主完颜亮命梁汉臣、孔彦舟等人在燕京城的基础上扩建新都，金贞元元年（1153年）完颜亮正式迁都，改燕京为中都。从此，北京作为我国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真正开始了。金中都即是在北京原始聚落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最后一座大城，又是向全国政治中心过渡的关键；同时在北京城市建设史上还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大汉之城----元大都 在12世纪末叶、13世纪初年，中国北方的又一个游牧民族-----蒙古族的势力越来越强盛，蒙古族在唐朝时被称为“蒙兀室韦”，原活动于今黑龙江省的额尔古纳河一带，八世纪时开始西迁，游牧于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之间（今外蒙古乌克巴托以东地区）。公元1206年铁木真正式建立蒙古政权，在斡难河上即位蒙古大汗，被各部尊为成吉思汗，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即向南方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公元1211年，蒙古军队大举伐金，两年之后，又分兵三路南下包围了中都城，还占领了中都城以南大平原上的一些地方，当蒙古骑兵攻入金中都城的时候，蒙古的贵族集团还没有在这里建立都城的丝毫打算。于是兵荒马乱之中，中都城内金代的皇宫被大火焚烧，一代宫阙竟成一片废墟。这时的中都城已改称燕京，只不过是一座残破的城池罢了。此后又过了四十多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时候成吉思汗已经去世三十多年，它的孙子忽必烈继承了汗位。中同元年（1260年），忽必烈抱着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勃勃雄心，从蒙古高原的都城和林（今外蒙古哈尔和林一带）来到燕京城，可是此时城中的宫殿已成为一片废墟，于是忽必烈决定在旧金中都城的东北郊外选择新址，营建一座新都城，又以“元”为国号，并把新都城命名为大都，至元十一年（1274年）大都城建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元大都。

明代的帝王之都 元朝末年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农民大起义，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国，朱元璋兼并了起义军陈友琼、张士诚的势力之后占领了江南半壁江山，并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派大将徐达、常遇春帅师北伐，明洪武元年八月二日（1368年9月12日），徐达攻下元大都后，将大都城改名北平。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封第四子朱棣于北平为燕王，以巩固北方的守卫，防御蒙古族的南犯，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文即位，年号建文，这时燕王朱棣拥有重兵，蓄意夺取统治权，并以入京诛奸臣为名，向南京进兵，从他侄儿的手里夺取了地位 。朱棣即位之后，鉴于威胁明王朝的主要危险仍然是来自塞外的蒙古族残余势力，首先迁都北平，并把北平改称北京。明北京城的营建，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才基本上竣工，前后延续了十五年之久。

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都城 清朝的统治者完全沿用了明朝的北京城，没有什么变动，就连紫禁城在内，也只是对建筑物做了一些重修和局部的、小范围的改建、增建工作。清朝一代在200余年间为满足统治者的享受，大规模地开发了北京西北郊的园林风景区，营建了规模空前、华丽非凡的离宫建筑群。这就是通常所称的西北郊“三山五园”，即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和畅春园、圆明园。清代皇帝在这里观览山水，处理朝政，成为与北京城中紫禁城并重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清代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都与这一带的园林有密切关系。有人称清代北京是一南一北的“双城”制，可谓不无道理。

所体现的营建思想：

1．选择城址的区位原则——“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吕氏春秋》中关于择都的原则是：“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说明中心位置对于都城选择的重要意义。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心位置是管理全区的最佳区位。

2．选择城址的自然背景原则——“大山之下”，“广川之上”

古人对城市的给排水和防洪条件十分重视。《管子·乘马》篇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3．城市的总体布局原则——“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周礼·考工记》对“天子”所在的都城总体布局有明确的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祖庙、社稷、外朝、市场环绕皇宫对称布局，以宫为中心的南北中轴成为全城的主轴。这一布局原则对都城有深远影响。在皇宫内部，前朝后寝，“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历朝的皇宫基本上都遵循这一格局。

4．城市功能分区原则——“仕者近公”，“工买近市”

《管子·大匡》篇指出“凡仕者近公，不仕与耕者近门，工买近市”。从政的住在衙门附近，从商从工的住在市场附近，“农民”住在城门附近，出入耕作方便，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居住地接近工作地，可节约往返时间，有特殊意义。

5．道路布局原则——“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一轨相当周尺八尺。经涂是全城的干道，东西和南北各三条。环涂是顺城环路。野涂是城外道路。根据车流和人流密度，城市道路可分成不同等级。

6．城市规模等级体系原则——“国都方九里，公国方七里，侯、伯方五里，子、男方三里”

在古代，城市的等级严格按统治者的政治地位确定。不同政治地位的城市有不同的规模，不能僭越（即超越）。春秋末年的隋三都事件就是僭越与反僭越的斗争。在城市道路上，同样有等级体系。“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诸侯的主干相当于国都的环道，宽七轨。再低一级都城的主干道相当国都的野涂，宽五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