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石历史是什么？

太湖石的开采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唐代。据《清异录》载，五代后晋时代开始有人玩赏，到唐代开始特别盛行。唐吴融的《太湖石歌》生动描述了太湖水石的成因和采取方法：“洞庭山下湖波碧，波中万古生幽石，铁索千寻取得来，奇形怪状谁得识。”白居易曾写有《太湖石》、《太湖石记》，描绘了太湖石的成因、形状特点等。到了宋代藏石赏石更趋风行，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得到较快的发展，如大文学家苏东坡“石文而丑”的赏石观，并开以石供佛的先例；杜绾的《云林石谱》体现了宋代文人赏石观的精髓；而发生在北宋末期的“花石纲”也与太湖石有关。明代林有麟著《素园石谱》记载：“平江（今苏州）太湖工人取大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置于急水中冲撞之，久之如天成，或以熏烟，或染之色”。

名人石趣：牛僧孺牛僧孺在洛阳城东和城南分别购置了一所宅邸和别墅，他“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在各地任职的朋友都知道他有石癖，便千方百计搜奇献瑰，“公于此物独不廉让，东第、南墅，列而致之……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视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

牛僧孺所爱蓄藏之石多为苏州太湖石。一次，他在苏州任地方官的朋友李某辗转搞来几座“奇状绝伦”的太湖石峰，“池塘初展见，金玉身凡轻。侧眩魂犹悚，周观意渐平。似逢三益友，如对十年兄。旺兴添魔力，消烦破宿酲。”牛僧孺激赏之余，写成一首40句的五言长诗，寄奉同好白居易和刘禹锡，白、刘二人前往观瞻后，也大为称奇，各自奉和了一首。白居易称赞其“在世为尤物，如人负逸才”，自叹虽曾为苏州刺史，却无缘得此奇石，“共嗟无此分，虚管太湖来”。刘禹锡在诗中也提到：“有获人争贺，欢遥众共听。一州惊阅宝，千里远扬舲。”读来令人想见其风采。牛僧孺的石与诗作及与友唱和的名篇《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天》、《奉和牛相公题姑苏所寄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见示寄李苏州》已成为我国石苑的千古绝唱。

名人石趣：李德裕与牛僧孺癖石相较，亦曾官至宰相的李德裕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德裕在洛阳城郊置有平泉山庄，“采天下珍木怪石为园池之玩”，成为当地的一大景观。搜采自各地的奇石太湖石、泰山石、巫山石、罗浮山石等，被精心布成名山大川之状。在搜集、鉴赏美石的同时，李德裕还写下了多篇咏石诗文，如《题奇石》、《似鹿石》、《海上石笋》、《叠石》、《泰山石》、《巫山石》、《重忆山居六首?罗浮山》、《钓石》以及《忆平泉树石杂咏》等。他在《题罗浮石》一诗中写道：“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峰。”颇引以为傲。李德裕对这些奇石异木十分珍爱，曾为后代立下训诫：“鬻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子弟也！”每获一奇石，李德裕都予以品题，并在石表镌刻“有道”两字，大概是表示“此中有真意”之义吧。

宋人刘克庄云：“牛李势如冰炭，惟爱石如一人。”诚哉斯言！牛僧孺、李德裕两人在晚唐都曾官居宰相的高位，他们之间在政见上相互敌对排斥达40年之久，是晚唐政局中有名的“牛李党争”的两派主要代表人物，但是两人却有着共同的奇石癖好，并掀起了中唐时期收集、鉴赏奇石的风潮。据《邵氏闻后》卷二十七记载：“牛僧孺、李德裕相仇，不同国也，其明则每同。今洛阳公卿园圃中石，刻奇章者，僧孺故物，调平泉者，德裕故物，相半也。”

牛僧孺与李德裕同为唐朝著名的藏石大家，在赏石苑中又结为同好，为千古石坛传为佳话。

名人石趣：白居易白居易诗存3000多首，其中有《双石》、《太湖石》、《莲石》、《问友琴石》等诸多诗篇，以及文论《太湖石记》等。晚年辞官，闲居洛阳，与石为友。唐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有一山客送他一块大磐石，他坐在上面甚感凉爽，高兴异常，遂撰写铭文，令刻工于石上。他收藏奇石种类颇多，曾说：“罢杭州得天竺石一、太湖石五于家中。”从他的赏石诗文中得知，他还藏有三角云石、太湖双石、灵璧磬石、白莲石、紫菱石、蓝田青石、罗浮石等数种。

作为诗人的白居易，在赏玩各种奇石时，不但知晓石头的产地、出处、个性特征以及如何清理使用等外在因素，更注入了自己的联想与精神寄托，从赏石中引发出种种对人生的感悟。他的石诗、石记，对后人的赏石与审石方式均影响深远。如《咏双石》一诗将两块石头的来历、形状、整理过程和功用写得淋漓尽致。全诗最重要的两句，为早期中华赏石理论的建构所不可忽视，一是“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至今，有的赏石文化研究者常误以为“怪且丑”的赏石标准（即所谓丑石观）是由苏东坡（宋）和郑板桥（清）分别提出的。殊不知，苏东坡“怪石供”和郑板桥的“丑而雄，丑而秀”的思想很可能均源于此句。另一句“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也早于牛僧孺“与石为伍”、宋人米芾“拜石为兄”、“为丈”之说而首先提出，可见其对后人“以石为友”、“以石为媒”、“石不能言最可人”等种种赏石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最坚者石，最灵者人”，白居易与“双石”结为“三友”，以石寄情的内心感悟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白居易爱石却不藏石，虽为避“牛李党争”而出于无奈，并借此明志，即他自己所说的“久宦苏州，不置太湖石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