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各朝代的赋税政策及其特点

我国赋税始于夏代，史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孟子?6?1滕文公》也载："夏后氏五十而贡"。这些记述表明，我国奴隶制国家建立后，曾经及时采取法律形式确立国有赋税制度。即以五十亩地为计量单位，并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为向国家缴纳的贡赋。赋是夏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平民向国家交纳的实物地租。而夏朝的财政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贡纳。夏朝的"贡"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或间接统治区内的诸侯、方国或部落之贡，一是公社农民或其他类型农民的"五十而贡"，前者属于赋税或捐税，后者具有租、税合一的性质。

二、秦、汉

秦统一六国后，在原有赋税制度的基础上，对赋税制度进行了改进。田租、赋税是秦国家的重要财产来源。

秦除按地收租外，还论户取赋，也就是所谓的口赋，即人头税。农民户数的多少直接影响户赋收入，所以早在商鞅变法时期就明确规定："农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秦《仓律》还规定了庄稼成熟后，国家收取多少地租，史称"收泰半之赋"，意即收取三分之二的租赋，实际上承袭了六国的旧制。

秦时的赋税除上述两项外，还有徭役制度，就是无偿征取力役之课，是秦赋役制度的重要部分。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

赋役和力役是封建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赋役立法。魏晋至唐前期逐步改变了秦汉时期的赋税制度，至唐时实行租庸调制，唐朝的租庸调税制是对唐朝以前我国两千多年来各朝代所实行的实物税的总结。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时只问丁身，不问财产。租庸调税制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税收制度的集成，并有一定的创新，内容比较系统和完整。因此，在我国封建税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仍沿袭唐两税法，但将两税分为田赋，但是宋田赋全国并无统一法则。宋田赋的正额不高，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存在各种名目的附加税，诸如支移、折变、加耗等，负担很重。与两税及附加税并存的还有其他各种杂税，如沿纳、新增设的经总制钱、月桩钱等。宋还开始实行钞盐法，商人向政府交钱领取钞盐券，凭券买盐销售，宋盐税是国家主要财政收入。另外，宋还对出海贸易的商舶及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商舶征税。但是宋朝积贫积弱，屡遭侵略。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的向题，因此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清丈土地。“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帐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清丈后，将田地的亩数、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照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在清丈过的地区，原来向政府纳税的自耕农，多少减轻了一些负担，而拥有土地多者则要多交税，非常符合公平税负原则。因此，马克思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甚至有现代学者评论说：青苗法、方田均税法是具有近代国家资本主义特点的法令。

五、明 清

明和历代一样，仍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农业税-田赋是国家最大的财政进项，辅之以丁赋-差役。明代初行两税法，田赋分夏税、秋粮。明中叶以后，由于赋税沉重，百姓逃亡严重，原有的赋税制度日渐失效，严重影响财政收入。为此，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将各种赋役尽可能归并为几项货币税，以征收货币代替征收实物和征发差役。其主要内容是以土地为主要征税对象，以征收白银代替实物的征收；以县为单位统计差役、杂役所需人力、物力的总额，平摊到全县土地税中，作为土地税一起征收白银；另外将各种"均徭"改为按人丁数征收白银，称为"丁银"，由官府自行征收解运代替原来的"民收民解"。 一条鞭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结束了历代以来以镇守实物为主的国家税收方式，废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农民人身自由的赋役制度，使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以资产计税为主代替原来以人头为主的税收制度，有利于税赋的合理分担。该法的推行反映了明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