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文君形象的接受与阐释】卓文君最后的结局

卓文君的形象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最早被塑造出来。创作结束之日便是效果始产生之时，这位才女至此便融入了中国文化接受的视野。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评论中，对卓文君形象的体认丰满而多面：有时她被认为是大胆追求爱情自由的风流才女，她的私奔是“正获身，非失身”；有时她又被批评为“失节”；有时她被称为“情痴情种”；有时她又成了红颜祸水。这种种不同的接受态度背后隐含了作家思想观念的差异，更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想伦理观念的投射。另外，在不同的创作体裁中，作家对卓文君形象接受的侧重点和描述的策略也有不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家的文体意识。

一、唐前史传：风流才女。卓文君作为文学形象虽然最早出现在《史记》中，但实际上大才子司马相如早已在《自叙》中提到了他们之间的风流韵事。司马相如在文中“不讳不诈”，大谈当初如何琴挑卓文君，字里行间充满得意之情。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两人之间爱情的描写大体沿袭司马相如的《自叙》，一代才女卓文君的形象从此得以确认。《汉书》对此段故事的描写基本从《史记》摘抄过来。

《西京杂记》对卓文君形象的记录与《史记》《汉书》等正史不同的是，除了叙述文君与相如私奔之事外，还增加了对文君美貌和相如死因的渲染，显得更为丰满秀异：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忧懑，……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华如脂。……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此外，《西京杂记》还记载了一个关于卓文君的著名故事：“司马相如将聘茂陵女人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但后世多怀疑此诗并非文君所作，乃是汉代的民间歌谣。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附会，黄仕忠先生在《婚变、道德与文学》一书中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可谓得当：“这种附会本身也是民间口头传说的结果。而民间逸闻传说及稗官野史，虽不能作信史观，……其中所透露的观念，……更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观念。故这首诗虽然不太可能出自卓文君之手，但诗作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传说故事相配合，……从中也可以看出汉魏人的趣尚和观点。”这种趣尚就是对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事件的称羡，对男女大胆追求爱情的认可。

汉魏人对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私奔基本上持歌颂态度。对这一家喻户晓的风流事件的道德谴责意味如此淡薄，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的前期，礼教的道德尚未完全占据和腐蚀时人的思想，这就使汉魏时期的女性得以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追求自己的爱情理想，卓文君便是其中领风气之先者。

唐前的文君故事基本是通过史书记载和流传下来。中国古代的正史，肩负着道德说教和政治借鉴的任务，司马迁在《自序》中点明《史记》所传人物多是“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卓文君的形象及其风流韵事本不该在正史中被如此渲染，但司马迁在审美上具有“好奇”的倾向，卓文君这位放诞风流的女子，在太史公的眼中自是卓尔不群。

如果说《史记》对卓文君的描写仅具传奇色彩，而《西京杂记》则更加增饰渲染，其小说意味开始浓厚起来。与《史记》相比，《西京杂记》在正统史学之外驰骋其想像力，对文君的美貌做了更多的渲染，使得卓文君的形象更加丰满，从而拥有了不同的审美品位。

二、唐代诗歌：多层情感的寄托。卓文君在唐人的笔下，并非像汉魏时代一样只是作为史家所要记述的客观历史人物。她已经定型为一种意象，一种原型，并融入了作家个人的经历和对人生的感悟，成为诗人们多层情感和意绪的寄托，从而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其形象的内涵。其一，卓文君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意象已经凝成典故，可作多种比拟。其二，借“文君绝”“文君恨”“白头吟”以表现思妇的悲怨。其三：借《白头吟》以表现人生失意。

唐代的文君形象主要出现在诗歌中。在唐代诗人笔下不再像史书中那样进行文君故事的渲染，而是以此为载体，抒发各种情感和意绪。卓文君已经消逝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而她的美丽风流在唐代诗人们的回忆中则蒙上了一层岁月流逝的苍凉和怅惘。相比于文君的风流勇敢，敏感的诗人们似乎更关注的是那则“白头吟”的传说，更关注文君的哀怨与失意。在不断的描述中，文君慢慢沉淀为诗人笔下的固定意象，她可以象征美女、酒女，她可以代表蜀地，她被用来表达思妇的哀怨，更可以用来表达人生的失意。跟唐前史著相比，唐代诗人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文君形象的内涵。

三、宋元明清小说戏剧：赞扬与批评的交叠。宋元以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是小说家和戏剧家最喜欢的题材之一。周贻白《中国戏剧史》作过统计，文君与相如的戏多达16个，实际据现代戏剧家吴祖光说还远不止这些。

与前不同的是，宋元明清的文人创作和评论对卓文君形象的体认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对她大胆追求爱情的热烈赞扬，一种则是对她的越礼私奔的强烈批评。

宋代话本小说《风月瑞仙亭》中的卓文君，主动约司马相如一同私奔，在追求爱情方面表现得热烈、大胆，敢爱敢恨。

晚明的思想家李贽认为卓文君的私奔是“忍小耻而就大计”，是“正获身，非失身”。（李贽《藏书》卷37《儒臣传?司马相如》）

曹雪芹的《红楼梦》将文君誉为和贾宝玉一样禀正邪两气而生的“情痴情种”，“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与以上赞扬态度不同的是，有些人则对文君私奔持批评的态度。

明清以来的戏剧中对相如文君爱情故事的处理上，有一种倾向，那就是竭力掩饰文君的寡妇身份，为她的私奔而开脱。清代椿轩居士彭体元所作《凤凰琴》可为代表。王承华为其作序云：“腐史（司马迁）诬以新寡，未闻文君先有前夫；诬以夜奔，相如已先为贵客；明明王吉作合于前，卓王孙嫌贫于后，致佳人才子蒙受不白之冤。”

宋元明清以来对卓文君的体认出现了赞扬和批评交叠的倾向，投射出了宋明理学与其反抗思潮之间的斗争，民间审美趣味与士大夫审美标准之间的冲突。

宋代以后，随着宋明理学家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论对社会的逐渐渗透，人们对女性贞节的要求越来越严酷。于是，卓文君的私奔自然成为理学家们所批评的对象，诸如“越礼”“失节”等含有道德谴责意味的字眼开始被加在文君的身上。另一方面，晚明清初，与礼教相对抗的一股反抗的力量对传统的思想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李贽等叛逆者以“情”对“理”提出了挑战，扛起了个性解放的大旗。他们宣扬“好货”“好色”，尤其赞扬对爱情的至死不渝的追求，风流大胆的卓文君自然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情痴情种”。

另一方面，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和士大夫审美趣味之间的冲突也是宋元以来对卓文君的评价出现对立倾向的原因。宋代话本小说中的卓文君敢爱敢恨，自主选择自己的幸福。这种对爱情大胆追求的精神是宋代话本小说中女性的共同个性，而此种精神风貌的普遍出现与市民阶层的兴起有极大的关系。“这一新兴的阶层……先天有着叛逆的因子。他们运用更多的是自己阶层的理想、愿望和道德准则，而与传统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 黄仕忠 《婚变、道德与文学》）话本小说中的卓文君和其他的女性则成为此一阶层追求爱情和自由的理想载体之一。

宋元以来，卓文君的形象主要出现在小说和戏剧中。小说和戏剧是“消闲”的产物，以娱乐读者为基本追求，热衷于描写才子佳人遇合的浪漫的超凡脱俗的爱情，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自然成为宋元以来小说家和戏剧家最喜欢的题材之一。而另一方面，明清的批评家们强调小说和戏剧与正史有共同的责任，那就是劝善惩恶。小说和戏剧被附加了载道的功能，作者自然倾向于对所描写的人物做出道德评判，这也是宋元明清对卓文君赞扬和批评交叠出现的原因之一。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院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