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海战的影响

元朝代宋而建国，促进了国内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的开发，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扩大了中外交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元朝的大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结束了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宋辽金夏）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元、明、清六百多年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治局面；它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元朝的统一，还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从蒙古族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统一的过程就是蒙古族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程。 政治 崖山之战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人认为自己是最文明、最强大、最光荣的种族，中国领导世界，中国统治四夷。而崖山海战颠覆了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国皇统断绝，夷狄成为统治者，沉重打击了中国人的自尊心。

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第一次亡国。 中国独立发展的进程被打断，曾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科技、科举与世族相结合的官僚制度、开始受限的皇权、先进的政治制度等等都中断了，文明落后的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开始实行封闭、保守、轻工商业和更加集权的制度，并正式以程朱理学为科举的主要内容和政府的官方思想；而之后推翻蒙元建立的明朝又走向保守封闭的道路。不少外国的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华”。 军事 在国防问题上，古代王朝素来重塞防而轻海防，这一现象直到南宋时期才稍有改变。由于“襟江带海”的立国形势以及北方敌对政权在水上军事力量的迅速增强。宋朝极壮大水军、兴造战船、开发武器、完善布防、统一指挥等等措施，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构建起了一支强大的水上军事武装和一套相对完善有效的江海防防御体系。

崖山之战之前的中国水军力量逐步壮大，并还有强大的舰队和先进的武器，中国人把目标由陆地转移到大海上。而崖山海战之后，中国人再次把注意力转回到陆地上，使得中国水师力量再次被削弱。而蒙古人规定汉人和南人的部队只允许驻扎在长江以南，汉人士兵平时不允许骑马和射箭，平时的武器也是木头制作的，只有战时才发铁质武器。 经济 蒙古人把把汉人从他们世代相传的土地上赶走，任凭土地荒芜长草，以便他们来放牧，这使得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农奴，农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蒙古人在攻城以后的大肆屠城和劫掠，使得城内的大量商人和部分工匠遭到屠戮，宋朝兴盛的商业文明逐步陨落，而大肆的劫掠把中国优秀的文化典籍和做工精良的艺术品破坏殆尽。 文化 崖山之战后汉族整体被奴役，汉文明的发展与传承受到史无前例的打击和破坏。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管理的朝代，中国文化巅峰的时代，这些都随着宋的灭亡而凋残。宋以后自信、开放、宽容的民族不见了，当年日本史学界也认为宋朝以后的朝代不再是华夏文明之正朔，乃至以为日本才是继承了华夏文化的正朔。

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 数十年的抗元斗争最可怕的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群。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们都被大面积消灭，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系已经灭亡，另一方面，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民族 崖山之后宋朝的户籍簿上3/4的汉人都被屠杀。当时的汉人的社会精英要么隐居海外，要么投海自尽。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在元朝北方汉人是三等臣民而南方汉人更是四等臣民。蒙古人看来汉人和牲口没什么区别，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都是贱民和奴隶一样，汉人每二十家编为一“甲”，又蒙古人来做他们的甲主，蒙古人的吃喝花销都有这些人提供，汉人没有自由，甚至生活起居都收到蒙古人的监控。晚上一更以后，禁止汉人出行，禁止点灯，禁止活动，直到早上五更。

汉人每几户家庭共用一把菜刀，汉人还不许骑马，不许习武，不许集会，不许用马来拉车和耕地，甚至禁止汉人买卖竹子，蒙古人认为竹子可以做弓箭。 社会 崖山海战之后，就有的纲纪、伦常、道德标准都被打破了，金钱和暴力是社会大众追求的。民众的道德水平迅速滑落，社会风气持续恶化，而元杂剧中的泼皮无赖，贪官污吏，地痞流氓成为剧中主角。而经历元朝残暴统治之后，整个中国社会逐步流氓化了。 崖山位于今新会区崖门镇，银洲湖水由此出海，也是潮汐涨退的出入口。东有崖山，西有汤瓶山，两山之脉向南延伸入海，如门束住水口，故又名崖门。仅从地势上看，两山夹一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宋廷在此设立根据地御敌，从纯军事角度来说看似是明智之举，但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恐怕就不是这样了。

当时流亡的宋廷人数，可靠的说法为“犹计二十万”。研究者指出，在宋代的募兵制下，军队移屯往往拖带家眷，在国之将亡的极端情况下这种情况应当有增无减。因此，在二十万人中，军队应有几万人。这二十万人的后勤供应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在福建和广南东路各地被元军相继占领的情势下，后勤供应还须仰仗海南岛。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海上交通不如陆上和内河交通安全，存在供应中断、二十万人将不战自毙的危险。

如今，崖山港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因泥沙淤积，已成陆地。人们不可能再睹当年的海港风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宋军舰船只能屯驻和停泊在崖山西北的港内，不可能将舰队停泊在崖山东南，面向大海。西北的港内虽有南、北两个出入口，但“其北水浅，舟胶，非潮来不可进”，在退潮时只能有一个出入口，实际上也影响军事上的进退和机动。因此，选择崖山作为据点和基地，是多少有些令人困惑的。

如果追踪一下流亡宋廷在广东沿海的移动路线，会发现另外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现象。流亡宋廷一度在更南方的湛江海面硇洲岛上驻扎，如今岛上仍有宋廷修建的行宫、书院等遗址存在。可以推测，如果不是有长时期驻扎的打算，宋廷绝不会在师老兵疲的状态下，大兴土木。但宋军于此驻扎不久就掉头北返，前往崖山。从行军路线上看，这是迎向元军追兵的“逆行”之举，而且从季风的角度看，也是逆流、逆风。

现今崖门战役的范围已不可考，约位于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约5公里，在南海与银洲湖的相接的地方。即指以古井镇官冲村一个无名小丘为中心，北起银洲湖，南至崖门口，方圆数十里的水陆区域。当地的国母坟有可能是杨太后的陵墓。国母坟西南的碗山相传是宋朝士兵当年曾在这里做饭。离崖山祠约4公里，屹立于崖门对开海面的崖门奇石附近则相传是张世杰用来作缆趸以大索一字形连贯千多艘宋军船只、陆秀夫背赵昺跳海和张弘范灭宋后在石上大书“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之处。《元史·张弘范列传》记载“磨崖山之阳，勒石纪功而还”。后来有人在十二字前加了“宋”字，成为“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做成后来不少人认为张弘范是汉奸和宋朝叛将的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原凿字奇石被航道部门炸毁。1964年，由田汉题字于新石碑上，“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 对参与这场战争的人数有30万及50万两种说法，但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宋元双方投入军队50余万（其中宋方面20万，20万人中包括了文臣及其眷属、宫廷人员、普通百姓）。

当时流亡的宋廷人数，可靠的说法为“犹计二十万”。研究者指出，在宋代的募兵制下，军队移屯往往拖带家眷，在国之将亡的极端情况下这种情况应当有增无减。因此，在二十万人中，军队应有几万人。

论双方的实力，一方是业已占领全国的元朝，另一方则是盘踞一岛之地的南宋，自然是完全不对称的军事抗争。但是，就崖山战场的局部而言，并不是这样。从人数上看，即使考虑到20万南宋军民中有大量非战斗人员，军人数量也当有数万之众，与元军相比可能还是占据优势的。

有学者指出，在元军方面，张弘范军先到东北出口，才发现“其北浅，舟胶不可进”，说明仓促之中，元军的战前侦察也并不充分。但他们占据了西南出口，一是切断了宋军的退路，二是切断了海上的补给，瞬间对宋军造成了致命的威胁。狭窄的海湾又不便于船舰数量较多的宋军施展。为生存计，其实也只能先与张弘范军决战。后人根据水文情况推算，认为完全可以利用潮涨之机，让一部分战船从东北出口驶出，再绕到西南，对元军实施腹背夹击。但张世杰顾虑军队屡败，士气不振，未能先发制人，这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的败笔。

此时，宋军“舟中粮犹可支半年”，但张弘范截断宋军水道，宋军“食乾饮咸者十余日，皆疲乏不能战”。八天后，李恒舰队占据了崖山港的东北出口，完成了对宋军的南北合围。 崖山海战后民间也的祭拜活动，但是规模较小，相对分散，时间又不统一，未能产生较大影响。

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旅游区联合新会电视台推出故事大赛、演讲大赛，以直播形式向新会市民传播崖门海战历史，文化旅游区正在朝着文化传承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方向发展。

2006年，新会霞路村赵氏后人赵长主动协助文化旅游区举办第一届国母诞，72岁高龄的他依靠轮椅，走南闯北寻找崖门海战后裔宗亲。同年，福建晋江300多人自费专程到修复后的崖山祠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