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论文

“大海商风波”在18世纪百年历史中仅仅是沧海一粟，何以从中透视康乾盛世的历史宿命呢？我们必须首先从残缺不全的史料中分析康熙的心态。

在赫寿、张鹏翮连珠炮似的折奏面前，康熙基本上摸清了案情，并形成了自己的主见。他认为张伯行摧残张元隆及其船队的做法显然有违常理，牟钦元并无罪过，张元隆、张令涛也没有私通海贼，充其量仅仅是贿赂公行，私贩稻米出海，做点远洋生意而已。然而，康熙心里很矛盾。他深知张伯行为人耿直清廉，在汉族士大夫群体中声望很高。在江南“众人竖起黄旗，逼勒罢市，赴大人（张鹏翮）公馆，具呈保留巡抚”[34]。南山集案刚刚发生，江南地区的满汉关系因之有所紧张，如果对张伯行处置失当，必然会对满汉关系的稳定和清廷对江南士大夫的控制造成不良影响。另外他可能也意识到，张伯行扼杀张元隆船队意在维护清朝的国家稳定。稻米乃国家战略物资，岂能轻易偷运？康熙早已注意到江南越发严峻的物价形势：“江浙素称丰富，朕前巡幸南方时，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近闻江浙米价，每石竟至一两二三钱，如此民何以堪？”[35] 江南米价不断上扬，即便丰年也无回落迹象，供不应求的市场局面已经形成。在此状况下居然有人敢做大宗稻米出口的生意，把国内本已紧缺的物资运到国外去赚钱。在思想比较浓厚的康熙眼中，这自然是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恶劣行为。康熙估计江浙米贵可能与“江南之米，被下海船只带回者甚多……亦有关系”[36]。

因此，他在张伯行奏请严禁出口稻米的折子上朱批曰：“此折论船极当。”[37] 并把张伯行的建议采纳到《大清律例》的例文之中：“至渔船出洋，不许装载米、酒，进口亦不许装载货物，违者严加治罪。”[38] 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康熙不能按部议处决张伯行。但是张伯行在江苏为政多年，因督抚互参案和张元隆案得罪了多名省内大员，政声不佳，“其余之人无对张伯行称善者”。张伯行在“大海商风波”中“过分防身”的表现，又让“人皆耻笑观望”。[39] 张伯行在江苏已无立足之地。于是康熙做出了出奇料理——张伯行免死，但调离江苏这块是非之地，命南书房行走，署仓场侍郎，授户部侍郎兼管仓场及钱法堂事务，直接置于康熙的控驭之下。

康熙对张伯行的处置是成功的，但对“大海商风波”的处置却是失败的。这种失败也许是必然的。因为在清代皇帝的眼中，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相对于有着亿万人口的汉族，满族不是强势群体，他们生怕控制不住拥有强烈民族性格的汉人，于是尽量保持体制的传统性和连贯性，避免和制止任何突破传统的现象和行为。所以康熙并不鼓励远洋贸易。他曾经清醒地认识到：“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40] 因此他十分担心海商与海贼勾结，特别是串通反清组织和西洋各国，煽动是非，威胁清朝对江南和东南地区的统治。就稻米贩卖这个问题，康熙认为，“米粮贩往福建、广东内地尤可，若卖与外洋海贼，关系不小”[41]。他把稻米贩卖视作损己利人的行为，认为此行为可能严重威胁江南地区的经济安全和物价平稳，因而对之倍加愤恨。而江南是汉族士大夫的麇集之地。康熙必须维持那里的稳定，不允许有任何超越传统的变革迹象。这样，康熙放任张伯行摧毁了张元隆船队，制止了他们私贩稻米的行为。

私贩稻米并不仅仅是张元隆一家所为。在康熙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御门听政之后的重臣会议上，康熙就指出，“张伯行曾奏，内地之米，下海者甚多……其载往千百石之米，特为卖与彼处耳”[42]。那为什么稻米私贩出洋屡禁不止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立法管理的不完善。《大清律例》是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增补例文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的，而这一完善的过程到乾隆年间才大体完成。康熙年间的例文是很粗疏的。《大清律例·兵律·关津》“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的律文仅仅笼统地规定：“凡将……军需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43]而“军需”的概念是很含糊的，稻米难说包括其间。康熙年间的例文仅仅指出“凡沿海地方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私造海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枭示”[44]，没有明确“违禁物品”的外延。真正明确规定严禁稻米出洋贩卖的例文直到乾隆元年才定例——“奸徒偷运米谷潜出外洋接待奸匪者，拟绞立决”[45]。张元隆之流正是钻立法的漏洞，大行稻米出洋贩卖的生意。而立法的粗疏，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康熙朝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摇摆不定。顺治十七年定例，民间禁止私造双桅海船，违者斩立决。康熙二十三年重开海禁，将私造双桅海船的刑罚减为充军。至康熙四十六年，商、渔船皆编甲取结，因而桅之双单并从其便矣。[46] 这实际上给张元隆船队“立意要洋船百艘”的宏伟计划的实现创造了较好的政治环境。但是随着康熙末年江南大案迭起和由海盗迭生而造成的东南海疆形势的恶化，这一相对宽松的对外贸易政策逐渐发生逆转。张元隆案实际就是康熙收紧海外贸易政策的第一个信号，是康熙五十六年南洋禁航的先声。

康熙默许张伯行摧残张元隆船队的初衷固然有他的道理，因为站在维护清廷对江南的宏观控制的立场上，康熙的选择就是没有异议的。然而如果以对康乾盛世的历史反思的大视角来重新审视“大海商风波”的话，那么康熙的选择是失误的。张元隆曾有“立意要洋船百艘”的宏伟计划。如果假以时日，给以较为宽松的贸易环境，这支船队很可能成为东亚较大的远洋商业集团，对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拓海外市场极为有利。在18世纪中国内陆市场的粗放式开发大体完成，人民生齿日繁，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渐突出的形势下，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和解决人口吃饭问题的出路转移到海上，不失为是解决当时盛世背后危机的较好办法。当然，在18世纪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国家经济战略重心的转移和经济体制近代转型的启动。发展外向型经济必然导致自然经济的转型和小农生产形式的破坏，这是儒家理念和理学思想所无法容忍的。因此，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康熙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

张元隆船队灰飞烟灭，这不是一个大海商、一支远洋商船队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康熙轻易地放弃了一次有可能突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进而推动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重要契机，放弃了一次依靠民间经济力量控制东南亚贸易航线，从而重构中国东南海疆国防线、开拓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地域空间、扩大中国在亚太地区区域影响力的天赐良机，这是十分遗憾的。康乾盛世把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经济、政治和文化推向了极致，却丧失了一些可以将中国导入近代化进程的黄金机遇，而让中国始终徘徊于传统的框架之中，这不能不说是康乾盛世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