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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哲学和生活行为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直接性的,而是必须借助于某些中介性因素。在海德格尔这一个案中,它的中介性因素便是由他的“政治哲学”所提供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那种纳粹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为他对这个世界的政治形势的理解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托。在他的“西方——日耳曼历史此在”的单一性理论中,海德格尔的哲学信念是,只有日耳曼人“此在的复兴”,才能把西方从持续的虚无主义没落中挽救出来。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这一信念不仅很快灰飞烟灭,而且还给全人类的存在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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