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朝在我国历史上能延续那么久？

汉代的察举制

·鹏越（北京）

察举制的取人标准，则是多种多样的，德行、经术、吏能、功次、文法等等，都可以是被举的标准，相对来说更为注重人的整体，把士人笼统看作一个完整的人。

察举是从汉代至隋代的一种选官制度，前后长达八百年之久。指的是朝廷根据不同的需要设立各种选举科目，指定有关官员担任举主，依规定荐举相应人才（属吏或平民），经朝廷检验后得到录用或升迁。定期的察举科目成为常科或岁举，如孝廉、秀才科；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要求贡举的为特科或诏举，如贤良、文学、明经、有道等科。察举的对象，既有平民，也有现任的吏员。

战国时随“世卿世禄”制度的衰落，通过官员推荐来选录官吏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趋势。西汉初年（前196），汉高祖刘邦听从儒生陆贾关于“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的告诫，下诏求取“贤者智能”之士，命令丞相、诸侯王、郡守等各级长官向朝廷举荐本地的贤能之士。如果有贤能之士而没有得到举荐，那么地方长官要受到处分。汉文帝二年（前178）下诏“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被举者百余人参加对策，并根据等第授予官职。特科察举的制度因此正式确立，虽然这时并没有明显地提出吏民同举，而很可能只是举吏。汉武帝时，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认为：“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也”，并提出建议“请令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这种察举就通称为孝廉，并成为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到西汉后期，形成了察举中的“丞相故事，四科取士”的标准：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兴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汉代的特科，后来又发展出文学、方正、至孝、有道、敦朴、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等等。特科中，贤良、方正、有道、敦朴、明阴阳灾异等科的应举者要参加对策，按皇帝指定的策题发表对政事的见解；明经科则要参加射策，即经术考试，然后方得除授、汉代的岁举，除孝廉外还有廉吏等科。秀才最初为特举，灾西汉后期成了岁举，举主为刺史，遂形成州举秀才、郡举孝廉得体制。东汉因为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秀才改称茂才。地位最高的是贤良方正科，察举人数最多的是孝廉科，前者为特科，后者为常科，而秀才科在地位、性质和察举人数三方面都介于前两科之间。

孝廉举至中央后，按制度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目的是使之“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经选拔，才能被任命为地方的县令、长、相，或中央的有关官职。东汉初年王朝规定，除少数德行优异者外，孝廉举前都应有担任郡县属吏的经历，以保证其真正具有行政经验。和帝时，改为按郡国人口比例来确定察举员额，每二十万人每年举孝廉一人，以此递增；不足二十万者每两年一人，不足十万者每三年一人。顺帝阳嘉元年（132），根据尚书令左雄的建议，规定应孝廉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同时又制定了“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一重要制度，即中央对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由此，岁举一途遂出现了正规的考试之法，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开始变为中央考试制度，最终为一种中央设科招考、士人自由投考的科举制度做了准备。

从西汉到东汉初，察举的实施比较严格，被举者如果被发现不符荐举标准，举主要承担责任，会被贬秩、免官。从而为统治者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提供了良好得制度保障，充分地保证了王朝对人才的需求，比如汉武帝一朝就是人才济济，根据《汉书·倪宽传》的记载，儒家学者有公孙弘、董仲舒、倪宽；道德楷模有石建、石庆；识别人才的专家有韩安国、郑当时；法律/司法专家有赵禹、张汤；文学家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演说家有东方朔、枚皋；应变的人才有严助、朱买臣；天文学家有唐都、洛下闳；音律专家有李延年；外交使臣有张骞、苏武；军事人才有卫青、霍去病。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仍是基本的入仕途径之一。曹魏文帝黄初年间改察举员额为各郡每十万人每年举孝廉一人，又废除了限年四十之制。西晋初年王朝定制，秀才科也要进行对策，五策皆通方能拜为郎中。至此，察举形成了秀才对策而孝廉试经，以策论、经术二途每岁考士的格局。从曹魏开始，门阀士族势力日益发展，与之相适应，在选官上产生了九品中正制。作为汉代入仕主要途径的察举制，其地位渐渐开始下降，东晋时察举已非常衰落。南北朝时曾一度复兴，但这个时候的察举特别是秀才科，大多为门阀士族所占据。北朝后期，随门阀士族的衰落，察举中的普通士人再度增多。

和隋以后为人所熟知的科举相比，察举具有以下的特点：

首先，科举制是一种考试制度，采用招考与投考的方式取人，王朝设科而士人自由报名应试。察举制则是一种推荐制度，主要由地方州郡长官承担推荐的责任。定期的察举如秀才、尤异、孝廉、廉吏等科，在成立之初皆不考试，举至中央后即授予相应官职；不定期的如贤良方正等，举后须经对策方能授官，但这种对策有“应诏陈政”、“求言于吏民”之意，与科举制的那种对士人知识的复杂考试，尚有很大的差异。

其次，科举制以文辞和经术取士，士人之录用与否只是取决于于试卷的高下，考试成绩是能否得官的关键。而察举制的取人标准，则是多种多样的，德行、经术、吏能、功次、文法等等，都可以是被举的标准，相对来说更为注重人的整体，把士人笼统看作一个完整的人，而不像科举制，把某一项具体的知识才能作为录用标准。

第三，察举制下虽也有考试淘汰制度，但汉代察举一般多是非竞争性的等额考试，入被举者达到了标准，原则上是会被录用的。而科举的淘汰率则要高得多，尤其是在较级别的会试即进士考试中。

第四，科举制下入仕和铨选有明确区别。科举制是一种入仕制度，未仕的士子通过礼部主持的各级考试后，获得的仅仅是一个做官资格，此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铨选才能做官。而察举制下，被举者固然有不少布衣平民，但也有大量仕于州郡的掾吏，甚至还有中央朝廷的官员。察举既是入仕途径，也包含了铨选、升迁，有时甚至还有考课的成分。

第五，科举制度下，学校制与考试制是相互配合的。唐代“乡贡”与“生徒”同应省试，使科目与学校初步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后来日趋紧密，并在明清时代最终地完成了。士子须先入国子监或地方学校为生员，通过乡试成为举人之后，方有资格参加中央会试，即所谓“科目必由学校”。而在察举时代，学校与察举大致为互不相涉的两种途径。中央最高官学——太学的学生也可以通过考试做官，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官职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