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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到中国古代的美政、善政，“尧舜禅让”无疑是人们最乐于称引的典故和事例。
尧舜禅让，是中国历代盛传不已的事件，但同时，它也是两千多年来人们所争论不休的事，聚讼千年，新知歧见代有人出，但迄今仍不能定其真伪，仍未取得大家一致公认的看法，仍是“迷山雾海”（1）。但这件事关涉中国实在很大，不仅仅是传统学术而已。它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和观念，还是了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条重要线索，更是理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元支点”。专门研究、考辨禅让其事有无者，不计其数，累牍难以尽数枚举；但考察禅让学说演变的则不多见（2），将此二者联系并将之提升到哲学层面加以讨论的，就我陋见所及，似乎还没有，仅有的讨论，则或未尽意，或未中肯絮。本文拟取“历史的禅让”和“禅让的历史”的视角，考察禅让的历史真实和禅让的历史演变，以此一窥中国的政治哲学，并加以简要讨论，以求教正于师友。
一、历史的禅让：历史真实抑或历史观念
尧舜禅让，为传统中国所艳称之盛事，历代记之，不绝于书。但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争论，延及近现代这争论愈趋激烈。本节拟通过对这些争论的考察，辨明“尧舜禅让”只是历史观念，并探讨“尧舜禅让”的真相。
所以古代的文献中关于禅让的记载是很多的，主要有：《尚书·尧典》、《论语·尧曰》、《墨子·尚贤》、《孟子·万章》、《荀子·成相》、《庄子·天地》、《让王》、《盗跖》、《吕氏春秋·去私》、《行论》、《左传·文公十八年》、《僖公三十三年》、《国语·晋语》、《韩非子·五蠹》、《竹书纪年》、《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王世系》、《山海经》和《史记·五帝本纪》都有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载，近几年，更增加了一篇刚整理出来的出土文献，《郭店楚墓竹简》的《唐虞之道》（3）等。
在这些资料中，对“尧舜禅让”的态度是极其分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传贤德说：
这主要是儒家和墨家所坚持的的观点，主要的代表是孔子、墨子和孟子。孔孟侧重于传德，墨子侧重于传贤。
孔子在《论语·尧曰》篇中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舜亦以此命禹。”这样平铺直叙的述说，首开儒家尧舜禅让的传说。孟子“言必称尧舜”，他在继承孔子的学说的同时，更加进了自己学说的内容，将“尧舜禅让”描述成儒家仁政的典范。这集中体现于《孟子·万章》篇。刚出土的《唐虞之道》更证实了儒家是侧重于德的和亲亲的角度考虑尧舜禅让的。认为；“尧舜之王，利天下而不利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尧舜之行，爱亲尊贤。”（4）
在孔孟更侧重于亲亲的角度来阐释“尧舜禅让“时，墨子则纯粹“尚贤”的角度，来阐述了“尧舜禅让”。他说：“古者要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还说：“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天下之政，政天下之民。”（5）
先秦时期，儒、墨两家并称显学，由这两家同时宣传，其效果不同凡响，“尧舜禅让”传贤德的说法迅速风行。但就在这种“传贤德说”盛行之时，驳议亦随之而起。
2、 篡夺说
但就在鼓吹尧舜禅让之风盛行的春秋战国之世的同时，否认禅让之风亦起。那些曾在著作中叙说过尧舜禅让的人，便首起反驳之言：如荀子和韩非子就是典型代表。荀子指斥尧舜禅让之说为“虚言”，为“浅者之传，陋者之说”，认为“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6）韩非子则谓尧舜禅让是“逼上弑君”，为“反君臣之义”，认为那些称赞尧舜禅让的为“非愚即诬”的行为。（7）
他们两人无疑是自掴耳光。但如果仅仅说他们是自相矛盾，观点变化无常，持论不坚，问题仍还未解决，因为以后历代怀疑之词仍还不绝如缕。
晋代出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中有“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囚尧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8）等语。这些文字，由于《竹书纪年》的特殊性，即该书是没有经过秦火的焚毁之祸的。所以它提出的关于尧舜禅让与传统说法不一致甚至截然想反的观点，即尧舜间是“武力逼夺”而非“禅让”，很为学者重视，成为后代学者怀疑尧舜禅让之滥觞。（9）
唐代的刘知几在他的著作中即是根据《汲冢书》（《竹书纪年》的另一称谓）和他所知的历代所谓“禅让”事实，在考证斥疑了《虞书舜典》中的“五十载，陟方乃死”及注云“四苍梧之野，因葬焉”之后，更推论“尧舜禅让”曰：“舜之放尧，无事别说，足见其情，益与伊尹并戮，并与正书，犹无其证。推而论之，如启之诛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废尧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机衡，事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其事不成，自贻伊咎。观夫近古篡夺，桓独不全，吗乃反正。若启之诛益，亦犹晋之杀玄乎？舜禹相代，事业俱成。惟益覆车，伏辜夏后。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之祸者乎？”（10）这是他“因后世奸雄，假借禅让，疑古人亦以禅让饰其争夺也。”（11）通过这样的考论，首开以考据来否定尧舜禅让之风，也得今人的赞同。（12）
3、虚构说
延及近代，这股怀疑之风更趋炽热。在崔述的《考信录》和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托古改制”说的影响下，以顾颉刚为主要代表的疑古派全然否定“尧舜禅让”的存在，认为它只是一个传说，是墨家为宣传他们的尚贤主义而创造的一个传说而已，而且他们学派内部就实行这种以传贤为主要教义的继承制——钜子制。而其他各家，如儒、法等相继援引该传说入他们自己学说里，与他们自己的学说、主张想结合，从而使尧舜禅让的传说成为几乎各家都盛传、宣扬的盛事。（13）这种说法影响很大，盛传一时。
4、 新“实有说”
这里说新“实有说”，因为他们所据以认为“尧舜禅让”实有其事的理由是不同于古代的学者的。故名以示区别。
在疑古派观点盛行的时候，相信尧舜禅让确有其事的仍不乏其人。近代西风东渐，西方学理的不断输入和本土资料的相结合，观点发生碰撞，开启学者们的视野。使他们尝试着吸收西方理论来解释“尧舜禅让”传说，以期得出对古史的正确认识。
郭沫若以唯物史观加以考察，套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和解释框架，认为尧舜禅让反映的是部落联盟之民主选举制度。（14） 徐中舒亦持是说。（15），而王汉昌又进一步从对偶婚制之儿子从母居加以解释。（16）因为他们多着眼与社会进化的痕迹，多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来解释尧舜禅让，所以他们被后人称“禅让实有说”中的社会学解释派。（17）而蒙文通则发挥《韩非子·说疑》篇中“舜逼尧，禹逼舜”说，认为尧之子曾与舜，舜之子曾与禹争夺王位，但诸侯不归其子而拥立舜、禹，故传为禅让。（18）今人杨安平等人持说与之相仿。（19）他们主要侧重从政治学和政治进化的角度来解释尧舜禅让，所以他们被人称为“禅让实有说”中的政治学解释派。（20）
此外，还有吕思勉、钱穆等学者，主要从钩稽史籍出发，从中国史料的古代少数民族史料出发，对比作较为审慎的解释，也比较的倾向与认为尧舜禅让是确曾有其事。（21）
直到今天，尧舜禅让问题，仍旧是个问题。虽然有学者结合应用考古学上的聚落考古学的相关成果，以当时扇形聚落群结构的大量存在，推测当时存在着“平等式联盟”，以其尧舜禅让故事发生的社会基础。而龙山文化第二期存在的降温期，洪水肆虐，南方民族北移和中原民族的南下等等内忧外患的局面更为联盟走向进一步的的联合奠定了基础，而据说这也就是尧舜禅让的历史背景。（22）
更有学者从史学史的角度出发，以“瞽史”这一古代特殊职位出发，认为尧舜禅让的真相是，古代万邦林立，存在着多个小邦组成的松散联盟，存在这共主与本国之君的区别，而禅让就是“把共主的名义让给别人，并不影响其原为本国之君。”（23）共主仅为虚名，无多大实权。
类似这样的“真相”、“实际”的解释还可以再举出一些，但所有的这些解释仍属于推测、假说的阶段，仍无新的确切的证据对此加以确证，所以，也就难以令人信服其结论。
面对如此纷繁芜杂的“确有”和“实无”的争论局面，几乎使我们不知该如何理解了。各方都有很多的证据，各方都是论据不充分！我们到底该相信哪一方呢？我想在这里不是摆立场、站队的问题。我们第一步要做解决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为根本的的问题，即尧舜禅让到底有无其事？也就是说“尧舜禅让”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换句话说，这个盛传千年的传说，是历史真实呢，还是历史观念？我们还需从头对其做出判断。
关于历史真实和历史学家，英国学者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说：“历史事实既然不会也不可能会以一种纯粹的形式存在着，因而当它们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它们总是通过记载历史事实的人的头脑折射出来。”“历史学家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24）以此来审查那些前人时贤对尧舜禅让的论述。我们不禁要问：“尧舜禅让”是历史真实吗？
研究历史，最重要的莫过于史料的审查和运用。研究古代史尤其是如此，因为古代去今已远，我们惟有通过史料才能窥得史实的一鳞半爪，若无史料或史料不真，对于古史我们是寸步难行的。研究“尧舜禅让”同样面临着史料这一大关。那么，关于“尧舜禅让”的史料情况如何呢？它们内可信吗？
王树民先生对此困难有切身的体会，他说：“禅让一事，既无当时的文字记录可供分析，也无法从考古发现中寻求踪迹，惟有依据古人传说，结合古代历史的发展实际，以期得出合理的结论。”（25）但这里有一大逻辑脱漏：既然我们对于尧舜禅让是没有“文字纪录”，也没有考古踪迹可寻，仅能依据古人传说，那何来“古代历史发展实际”？这实际又是从何而得的呢？又怎能“以期得出合理的结论”呢？这是王先生的自我矛盾处，也是古今解释尧舜禅让认为其有的学者的自相矛盾处！
因为古今学者用以论证尧舜禅让为“实有”的材料，大多是我上文提到的那些文献，鲜能有能更多的材料。但所有这些材料大多是春秋末期和战国年间的人，还有就是更后时代的人所写，与他们所欲描述的历史事件——尧舜禅让，相距好几千年了，其间的矛盾更是比比皆是：“同出与墨子或孟子一人之口，却或谓尧舜禅让为真，或曰尧舜未曾真正禅让。”而韩非，更在同种著作中“”或言禅让者主动减去负担，或言禅让者被逼才退位。”（26）既如此，这些史料如何信得？更怎能据此以考信尧舜禅让为真呢？陈寅恪先生的考据原则是“一个有力之反证足破无数之妄说。”（27）如果此说不误，那么我们又如何相信具有如此之多的反证的“尧舜禅让”的记载会是历史真实呢？结合以上卡尔之言，因为“历史学家是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的”，所以他们只是站在他们的“现在”——春秋战国或更后的时代，来描述的，所以这些描述者所描述的历史事实——若真实有其事的话，也不再会是历史事实的原形了，而只能是“通过记载历史事实的人的头脑折射出来”的历史事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