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论文或作文:有关大秦帝国(或其他有关历史的古装剧)与现实的差别在哪里?说出他们的好坏在哪里


用了假期的连续几天时间一口气看完了51集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这是我看过的不多的几部感觉相当不错的历史剧。几个主要角色的扮演者侯勇,王志飞等等都是堪称戏骨的老演员,演技精湛对人物内心的把握精到。整个故事虽略显拖沓,但情节精彩,既有国家政治斗争的激烈残酷也有儿女情长的悱恻缠绵。特别要提到的是其洗练的华美台词。莎士比亚的台词是否华美我还真没特别深的印象,但是称为莎士比亚式风格的这部电视剧的台词之华美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了,电视剧毕竟是电视剧,故事讲得好也不代表历史就是那样的精彩。实际上这部电视剧中有很多情节都是经过了演义的。真实的历史背景差距很大。

剧中人商鞅是一个法家法派代表,拥有崇高的节操和坚定的信念。为了秦国变法的成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捍卫新法,商鞅极尽刻薄寡恩之能事,万事以法为根本,坚决杜绝人情甚至人性。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大仁不仁,意思是说,法是大仁,这个大仁却显得非常不仁。因为法治以冷峻著称,不近人情。正是这个不近人情的法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大仁。因为依法治国能够实现天下公正、公平和正义。其逻辑在于,一国之事不能决于一人之口,而应以刑法为准绳。人治社会需要等待一个特定的圣王出现才可能实现的公正、公平和正义在以法治代替人治之后就很容易实现。 这些观点我们并不陌生,这就是近代的法制思想。但是很遗憾,两千多年之前的商鞅虽然号称法家,这个法家的法却绝非今天的法律之法。作为电视剧中的人物,商鞅有了近代的先进法制思想,这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历史上的商鞅绝非如此。 历史上的商鞅也是法家代表,但是电视剧中把当时的法家分了三个派别,分别是法派、术派和势派,并给商鞅一个法家法派的身份,这并不符合历史。历史上确实有人将法家分为法、术、势三派,但那是在商鞅之后一百多年的韩非时代。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归纳总结法家思想的过程中,结合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三种思想集合成为自己的法术势思想,成为法家代表人物。法术势思想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此外,历史上的商鞅也并不像电视剧中的商鞅那样刚正和高尚。电视剧中商鞅入秦后绝不通过贿赂的手段进入秦国政界。但在历史上,商鞅是通过贿赂秦孝公身边宠臣景监才得以获得机会见到秦孝公。历史上的商鞅也不是主动自投囹圄,献身护法,而是试图逃跑,因为自己定的法律规定没有身份证明者不能住店,于是被捉住送交官府,留下一个成语作法自毙。 剧中商鞅变法大获成功,秦国由此而富强。这是历史上的实情,但剧中秦国百姓对商鞅变法非常支持,以至于商鞅口碑极佳,受刑之日,有自发而来的大批普通百姓高呼商君冤枉。这一点恐怕与史实有巨大差距。商鞅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声并不好,刻薄寡恩是一个招牌似的商鞅评价专用语。造成这种情况固然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与法家之间的对立有关系,但不能不说与商鞅的行事方式有直接关系。

商鞅的变法帮助秦国奠定了强国的基础,这是无疑的,但是商鞅的变法是否能够得到秦国百姓的真心拥戴确实是一个有待考证的结论。 大家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思考,一个穷弱小国,在短短的19年时间里,突然强大起来。而且不是用抢劫的方式,也不是天然富庶,人口众多或者技术先进,资源丰富。秦国是一个人口很少,生产技术落后的小国。这样的小国在短时间内突然强大,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对老百姓的残酷压榨。 大家知道,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每一个诸侯国都在努力实施变法图强,战国几个大国都是经历过大变法的国家,而其他未实施变法,或者虽实施了变法但没产生效果的国家则逐步沦落最终被兼并。实施变法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改变落后的国家管理体制(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甚至文化的),提高效率,最终实现国家力量的最大化。政治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两点,一个是变传统的贵族世袭官僚制度为唯才唯贤的选拔官僚制度;一个是变世袭领地的封地制度而为郡县制度。一改效率低下暮气沉沉的贵族世袭制度为效率极高朝气蓬勃的中央集权制度。军事上的改变除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之外主要是改变过去的军制,传统军制由不分文武的世袭贵族带兵出征,而变法之后陆续实施的是由专职武将带领军队出征。而且带兵将领有了考核制度,强调将领临场指挥才能,极大提高了军队的战力。经济上的变革最为关键。传统的井田制度和奴隶制度对于农业国家而言在生产效率方面的阻碍到了战国时代已经是一个严重问题,各国先后变法最主要的措施也就是在经济方面。通过废黜井田制度和奴隶制度,在郡县制度之下陆续取消封地,国家统一征税等措施,提高了生产效率。除了因为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而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外,统一征税也把本来由世袭贵族中间截留的部分收入收归了国有,从而富了国家,穷了贵族。 到商鞅变法之前,山东六国都进行了变法。其中魏国是变法最为彻底的一个,先后有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和西门豹治邺,所以魏国可以成为战国初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国在魏国已经实施新法百年,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基础上,居然能在短短19年时间里超越魏国,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其变法不但改变了传统的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不但截留了贵族收入,而且对农民的剥削程度更高。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猜测,而是有数据可以支撑的。 《中国秦汉经济史》(1994年版)一书中提到,秦国通过赋税等方式从农民身上剥削的实物占到了农民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劳役则占到了农民全部劳动时间的七分之一。根据这个数据推算,全部劳动时间的6/7中被剥削2/3,共计12/21,加上作为劳役被剥夺了的另外1/7,共计15/21,也就是5/7,(《中国秦汉经济史》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秦国全部剥削量约占农民总劳动量的4/5,当属计算有误,实应为5/7)这个数据到底有多么恐怖?我们简单计算一下当时列国的情况两相对比就一清二楚了。 没有更多参考资料来印证,我们可以进行简单的推理。根据孟子的记载,战国时期,列国基本还是采取的什一税制,也就是征收全部收成的十分之一,当然这只是赋税,并不包含劳役。鲁国实行初税亩改变了固有的土地制度,采用的税制也是什一税制,不过曾在短期内因为国家开支增加而提高到五分之一,因为税太高,抵制很尖锐,很快就取消了。以上事实提供的这两个数据基本可以反映出战国时期,列国税率的大体范围,即10%~20%之间,即便取其最高的上限20%也是大大低于秦国的。再来看劳役的情况,按照上述数据,秦国劳役占农民劳动时间的1/7,考虑到秦国人口较少,而国家大规模的建设项目很多,商鞅变法期间大修咸阳新都,并高速完工。此后最著名的就是战国后期郑国渠的开凿和秦朝建立后北筑长城,修阿房,筑寝陵等大型工程建设。秦国农民服劳役的时间肯定大大超过山东六国农民。也就是山东六国劳役占农民劳动时间不会高于1/7,这里就取上限1/7计算。结合上面的税率极限值20%,最终得出的数据是,关东列国总的剥削量绝不会超过31.4%,也就是不足1/3。这个不到1/3的数据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估计了,因为列国把赋税提高到20%是相当少的现象,通常仅仅是10%而已。而列国百姓的劳役时间其实也远低于秦国水平,假设按照1/10来计算,则列国的总剥削量占农民总劳动成果的比例仅仅达到了19%而已,也就是不足1/5。 上面的出的两个数据可以大体反映出山东六国农民整体劳动成果被剥削的比例大体在1/5到1/3之间,这个数据远远低于秦国的5/7,其最高上限也尚不及其半数。 由此可见秦国对底层百姓剥削之残酷。一个穷弱小国能在短短十九年之间迅速崛起绝非偶然,它是对秦国劳动人民血汗残酷压榨的产物。 这样一个残酷压榨老百姓血汗的新法会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拥戴?几乎想都不用想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商鞅变法之惨烈为中国历史所不多见,一次在渭河边杀死700余人的镇压行为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通常把这次镇压行为说成是对贵族势力疯狂反扑的镇压,恐不尽然。

商鞅后来被处以车裂极刑,电视剧中居然千方百计用老世族疯狂报私仇泄私恨来掩饰,显然有些不近情理。如果一个得到了全国人民拥戴的贤臣最终被复辟实力疯狂杀害,那么复辟实力必然会遭到更加坚决的反击。这一点,在剧中老谋深算的甘龙居然没有预料到?私仇虽然要报,但不可能因此而失了大局,否则甘龙也不会耐住性子苦忍20余年。 事实上,商鞅变法虽然帮助秦国富国强兵,但其本人不过是秦国变法的一枚棋子而已。变法成功,全秦国人民包括传统世袭贵族都受到了严苛的压榨和剥削。社会矛盾积聚日甚,早晚要喷发出来。秦国不过是在适当的时间(变法已经成功)用商鞅的死来平息这股社会矛盾。车裂这样残忍至极的手段不过是平息民愤的一个极端而直观的工具。 事实上,商鞅变法20年,世袭老贵族实力已经遭到了瓦解式的破坏(虚封制使他们失去了封地,没有了经济基础;消除封地武装使他们没有了军事基础),绝不可能掀起波澜。电视剧中单纯为了平息或者彻底扑灭贵族实力的反扑而杀害一名举国爱戴的贤相是相当不明智的愚蠢举动。因为世袭贵族固然可以藉此缘由被彻底扑灭,而人民拥戴的贤相一旦被车裂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更为深远,国君威信将就此失去。历史上商鞅被车裂正是因为商鞅遭到了朝野一致的坚决反对,秦王才舍得丢掉这个已经完成任务的棋子。 剧中商鞅被杀的理由相当莫须有,十大罪证全部都是栽赃,坚持依法治国的商鞅就算要以死护法也要给自己找一个正当的理由来死啊,否则岂非害法?老世族在陷害商鞅过程中一再犯法,居然没有得到惩处,这与商鞅坚决护法的初衷相去甚远。还谈什么以死护法?

剧中虽然也提到了商鞅变法不过是战争时代(大争之世)特有的一种治国形式。但是全剧自始至终宣扬的是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法治至上思想。这是一种不够严谨的史观。 历史上没有普世价值的万能药。不同时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体制来适应。动辄搬出普适意义的政治思想就像是医生给所有病人一个万能良药一样荒谬。秦以法治而强国,却也因法治过于严苛而失国。可见,法治不是万能药!乱世、争世、治世、盛世均应有不同的治国方略,岂能以一个法治之不变应万变之世。 乱世以兵、争世以法、治世以道、盛世以德。其中法家思想在很多方面包含了兵家思想,并且乱世争世相杂处,所以其实值得关注的就剩下了法家、道家和儒家。这正是汉朝立国后逐渐悟出并形成的外儒内法杂以黄老之学的关键政治思想的本质。此后2000年历史上这个规律从未变化。乱世争世以法家思想为主,严刑峻法以暴易暴。天下初定以道家无为思想为主,国不夺民力,与民生息。休养生息后进入太平盛世,以儒家德化为主。以上只是一个大体轮廓,事实上各种思想仍然是杂处的。乱世争世不仅仅有法家,也需要一些道家儒家思想。治世不仅需要道家的无为,也需要法家的法治。盛世也不是只有德化,也需要法家和道家。只不过不同时代侧重点不同而已。 这里还需要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商鞅变法所强调的法治与今天依法治国强调的法制是有本质区别的。法治强调的是严刑峻法为刀,强剥民力;法制则是以公正法律为绳,规束不法,维护正义和公平。二者同音不同词,含义相距甚远。把现代法制思想放在商鞅身上作为电视剧来演义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混淆了历史与现实,就有些不该了。这也是写此文的一个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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