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与临沭大兴的缘

想起王卣（yǒu）就想笑：这个书生居然率真到让朝廷在乡野之地设置跟知府一样级别的机构，居然无畏到凭一纸疏文拦截南巡的皇帝陈述建议。这事儿，还让他干成了！书生就是书生，皇帝就是皇帝。

是的，位于现在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大兴镇的沂郯海赣督捕同知署就是在书生王卣上书康熙皇帝的第二年设立的。如此高规格官至正五品的文武衙门，设立在当时交通不便、物阜不丰、地位不重的小镇，史上少有，全国罕见。

史料记载，同知，因事而设，无定员，为明清时官制。是什么样的机缘促使了康乾盛世的皇帝决意设立并赓续这样一个机构呢？不妨先从大兴镇沿大册路的几个有趣的村名说起。过苍源河，自西向东依次坐落着大于科、小于科、黄泥沟、日晒、大兴、金花、蟠龙山，村名里暗含着一个美丽的故事，至今虽真假难考，但不能说只是巧合。相传，康熙皇帝出宫南巡，沿江河而下，行至大兴大于科时忽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皇帝不顾龙体安危，冒雨到船头视察河道，天公显灵，船顺水行至小于科时大雨渐小，至黄泥沟时小雨初停，至日晒村时已经红日当头，皇帝索性宽衣解带，晾晒龙衣，船过日晒，水左一山，金花遍野，云雾缭绕，皇帝兴起登高，忽有一条巨龙盘旋升空，久不离去，随从大臣啧啧称奇，齐呼万岁，道，瑞雨祥龙，大清吉兆也！康熙大悦，御赐村名，并决定在此设立高级别衙署。

《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举行第一次南巡。东巡泰山毕，移驻郯城县红花埠，“上以黄河屡岁冲决，久为民害，欲亲至其地，相度形势，察示河工，命驾南巡”。这说明，即便康熙没到过大兴镇，他的足迹也的确踏过了大兴之侧。而让他把目光紧紧盯住这个独特的地方的，是一个“天性豪迈、利思及物”的书生王卣，可真是机缘巧合。《沂州志》《郯城县志》《临沂县志》等文献，都收录了王卣呈给皇帝的《敬陈利弊以供采择疏》，真实记载了康熙南巡至郯城时，书生王卣献疏建言的义举。书中基本讲清了“在驾行御路之东”设置衙门的缘由，“自黑陡涧以至羽山，方二百余里，人烟稀少，一派荒凉，素出草寇，山险难征”，“今当于郯城地方乱沟山集，仍设一捕盗厅，弹压四处”。献疏次年，大兴同知署正式设立。至此，我们可以基本想见当时的情景，地处东海、郯城、临沂、赣榆四地交界的乱沟山集，山险路峭、远离管制，盗匪频出、民不聊生，一介书生王卣交友游学、熟稔乡情，愤懑不平、引而难发，而 历史 给了他一次机遇，康熙来了，耿直憨野的书生意气，竟让他奋笔疾书、冒死拦驾，居然把一个区区之地的小事晾在了皇帝眼前，也可喜康熙中期，圣仁浩荡、有加无已，居然不但没有怪罪书生鲁莽，反倒次年就拍板设立了捕盗衙署，规格之奇、效率之高，恐怕超出王卣想象，也正是我们起初百思不解的原因，难怪曰“而为此破制封之俗也”。

大兴同知设立于清康熙二十四年，距今三百三十余年，这是有据可考的。如今的大兴镇有个大兴村，村东南一块空地上，静静地平卧着一块黝黑色的石碑，虽有损毁，但绝大多数字体依稀可辨，是记载那段 历史 为数不多的现存实物。这块石碑，是乾隆年间同知赵宏汉所立。

那是乾隆三十八年春天，赵满腔热血莅任知事，到任三天即“亲临视察”，但看到的却是百废待兴的破败景象，“见大二门东西角门、班房，具化乌有，二三堂，栋梁墙壁皆已损坏，委难栖止”，赵宏汉感慨良多，“应驻之地倘不常守，则当日设官建署之意谓何”，于是他决定恢复旧制修缮生活办公场所，“亲临督办，以期速竣”。与其他知事更高一筹的是，赵宏汉不但重建了衙署机构，而且将这件事情勒石立碑作传，为后人了解这段 历史 留下了功不可没的浓彩重笔。这块石碑顶首“大清”二字，题曰“重修大兴衙署记”，开篇即言到“粤考大兴镇之有衙署也，建于康熙二十四年”，想来，赵宏汉任知事时，虽历任更迭，但传接有序，该是准确的。这个时间，《郯城县志》也有记载：“康熙二十四年新设沂郯海赣捕盗同知，以兴祖升授。莅任初，即躬亲相度两省接壤、四山扼要之地建立衙署”。

社情民意与顶层设计的结合，一个小地方的大机构产生了。现在当地群众曾骄傲的讲这种现象是全国唯一，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设立衙署的初衷确实相当明显，因这里“相距州间各有百余里，东邻海赣，驻地黑陡涧南连羽山，北抵苍山，易于藏奸匿匪。爰设同知衙署，弹压地方，惩恶安民，俾山陬鄙壤咸化”，就是要除恶扬善、教化百姓、改善民生。同知衙署清初设立，清末消撤，历时两百余年，繁盛时期沿河而立着文武两座衙门，并建有规模不小的文庙。前年村里有人炫耀文庙碑尚在，笔者多次上门走访，起初答应示见，而后借故推脱，至今成憾。两百年间，数十任知事任职长短不一，也为当地民生事业做出一定贡献。尚有记载的有第一任同知李兴祖建“文庙三间，门一间”，三任同知傅星建“晒日桥”，五任同知韩文煜建“关帝庙，正殿三间，大门三楹，春秋致祭”。但是不知是文献的缺憾还是史记的避讳，衙署首当其冲的“捕盗”职能，没有在可寻的文献上找到，也没有在民间坊里听到，是事与愿违还是讳莫如深，不好断言，但确有很长时期未能达到皇帝和书生的愿望，也是可以推敲的。从衙署的人员配备来讲，同知一名，随从三五人，据说李兴祖竟未带一兵一卒，只能靠招募“捕员”代劳，这种状况直到雍正四年才被高层重视而有所改观，“大兴镇添设沂州营分防千总一员。于东昌、德州等营抽拨兵五十名”，战斗力才有所加强。另一个不尽人意的环节出在知事本人身上，就在赵宏汉满目荒凉的感慨时，多少知事人浮于事、流连别处繁华，不问辖区危困，类似 “走读”。“历任俱因此地旷野，诸物缺贵，移驻马头集”，马头距此地百里，这些知事隔三差五走马观花一趟就不错了，哪还会出力捕盗、悉心问案！我想，正是此地偏僻险恶，才引发了重典治乱的举措，也正是缘于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自律尽责的知事还好，遇到畏难发愁、贪恋繁华的，只能徒有虚名，百姓自知了。怎么能完全实现“大沛洪仁，万民幸甚”的夙愿？

重修大兴衙署的赵宏汉感叹“惟愿后之莅兹衙署者，谅汉不得已而移驻之苦，果无忘每岁修补之勤，应不至废坠，而新任之员能得以安居，爰处办公务而安民生也，幸甚！”，百年因乱事而设立的高规格捕盗衙署，如今已遗迹罕见，人工改良的新沭河畔，已无衙门庙宇的恢宏，新建的民居侧畔，大清的码头旧址静静地接受河水浸淫，打马飞过的捕盗故事，随风远逝……

转自《临沭发布》

作者：王官帅

照片提供：马珊珊 王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