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代不同时期的名称

北京古代不同时期的名称如下：

1、幽州，远古时代的九州之一。

2、燕、蓟、燕都、燕京。

早在西周初年，周武王即封召公于北京及附近地区，称燕，都城在今北京房山区的琉璃河镇，遗址尚存。又封黄帝之后人于蓟，在今北京西南。后燕国灭蓟国，迁都于蓟，统称为燕都或燕京。

3、蓟县。

秦代设北京为蓟县，为广阳郡郡治。汉高祖五年，被划入燕国辖地。元凤元年复为广阳郡蓟县，属幽州。本始元年因有帝亲分封于此，故更为广阳国首府。东汉光武改制时，置幽州刺史部于蓟县。永元八年复为广阳郡驻所。

4、燕郡。

西晋时，朝廷改广阳郡为燕国，而幽州迁至范阳。十六国后赵时，幽州驻所迁回蓟县，燕国改设为燕郡。历经前燕、前秦、后燕和北魏而不变。

5、涿郡。

隋开皇三年（583年）废除燕郡。大业三年（607年），隋朝改幽州为涿郡。

6、幽州。

唐初武德年间，涿郡复称为幽州。贞观元年（627年），幽州划归河北道。后成为范阳节度使的驻地。安史之乱期间，安禄山在北京称帝，建国号为“大燕”。唐朝平乱后，复置幽州，归卢龙节度使节制。

7、燕。

五代初期，军阀刘仁恭在此建立地方政权，称燕王，后被后唐消灭。

8、南京、燕京、析津府。

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将原来的幽州升为幽都府，建号南京，又称燕京，作为辽的陪都。当时辽的首都在上京。开泰元年改号析津府。

9、中都。

金朝贞元元年（1153年），金朝皇帝海陵王完颜亮正式建都于北京，称为中都，在今北京市西南。

10、燕京路大兴府、中都路大兴府、大都路、元大都。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麾下大将木华黎于嘉定八年（1215年）攻下北京，遂设置燕京路大兴府。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改称中都路大兴府。至元九年（1272年），中都大兴府正式改名为大都路（突厥语：Khanbalik，意为“汗城”，音译为汗八里、甘巴力克），也就是元大都。

11、北平府。

明朝初年，以应天府（今南京）为京师，大都路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改称为北平府，同年十月应军事需要划归山东行省。洪武九年（1376年），改为北平承宣布政使司驻地。

12、北京。

燕王朱棣经靖难之变后夺得皇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是为“行在”（天子行銮驻跸的所在，就称“行在”）且常驻于此，如今的北京也从此得名。

13、京师。

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改称京师，直至清代。

14、顺天府。

明清时设置顺天府管辖首都地区，地位与今日的北京市类似，但管辖面积不同。清兵入关后即进驻北京，也称北京为京师顺天府，属直隶省。

扩展资料：

北京3000多年的建城史，860多年的建都史，就是“招”和“聚”的历史——战国时期燕昭王修黄金台，招的是人才；元世祖忽必烈修积水潭，聚的是物资；明成祖朱棣从全国招来20万工匠、上百万民工修建北京城，奠定的是城市格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批制造业企业、服务业企业和高等院校落户北京，人口和优质资源的高度集中，在助力北京日新月异的同时，也对周边地区的人才和资源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

“摊大饼式”的发展，使城市如同一个体形越来越庞大的巨人，步履沉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757辆增至目前的570余万辆；常住人口从200万增至目前的2170余万；城市历次总体规划中，1000万、1250万、1800万的人口红线一再被突破……

北京的地下水位以每年1米的速度开始下降，毗邻动物园的“动批”周边环境嘈杂混乱，儿童医院门口常有家长带着患儿支着帐篷等待排队挂号……尤其是一到秋冬季就每每来袭的雾霾，让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呼吸的痛”。

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首都应有的样子。北京的城市病治理，正如总书记所说，“光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不行了”，必须从顶层设计上找到治根儿的良方。

功能太多——总书记对北京“大城市病”的根源分析切中肯綮。北京既有作为国家首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功能，又要在经济、金融、产业发展、教育、科研、医疗等几乎所有方面“全面发展”，样样做到最好，自然会导致摊子越铺越大，聚集的资源和人口越来越多，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越来越尖锐。

疏解非首都功能是“牛鼻子”——总书记为北京开出的“治病”处方，从根本上着眼，方向明、思路清，令在雾霾、堵塞、拥挤中困顿的北京豁然开朗。一座城市再大，也不能什么都搞；解困局，疏解势在必行。

疏解之于北京，不仅是空间所迫，更是发展所需。全市上下统一思想，“让城市发展与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相一致、相协调”迅速成为共识，一场有序疏解的攻坚战由此打响。城市，特别是城六区开始由聚到疏，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从一直做“加法”到引入“减法”，走内涵式集约发展的新路。

新的规划图紧锣密鼓进行调整修订，勾勒出城市未来的发展路径：设定城市总人口红线——2300万；确定城市开发边界——明确五环内不再新建大型综合医院，不再大规模开发商业项目；设定水资源红线——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漫灌农业彻底退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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