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什么是历史？——彭刚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

——彭刚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

历史学家只能通过文本才间接地接触到过去，但真实不妄的过去对于史家的制约和束缚，却不断通过史料展现出来。历史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科规范、历史学家的技艺，乃是其生命力和合法性的来源。

彭刚1969年生。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清华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ACritical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合著）等，译有《自然权利与历史》、《德国的历史观》、《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等。

如同所有别的学科一样，历史学的发展，经常需要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们，不断地对自身的学科前提进行反思。“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因而就历久弥新。它涉及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学家与他所研究的历史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在我看来，通过对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发展轨迹的考察，可以将对这一问题的追索和解答，归结成三种路向，它们分别是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的历史观。

重构论：历史的本来面目可以重建和还原

历史学从19世纪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客观性为自己的目标。

在欧洲，相比于18世纪，19世纪是一个历史的世纪。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动，带来了历史意识的萌生和发展。历史学得到长足发展，逐步走向专业化，成为一门现代学科。这是历史学从19世纪所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

这笔遗产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客观性为自己的目标。这就是后来美国史学家比尔德所说的，历史学家们的“那个高贵的梦想”。可以说，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重构论”的历史观。奠定历史学专业化规范的兰克，本身固然是一个思想面相很复杂的人物，但他留给后世历史学家的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那句“如实直书”的名言。

20世纪初期，实证主义风靡之时，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终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发现属于自身的规律。不少历史学家，否认历史中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规律，但他们也认为，在求真这一目标和达到真实客观的能力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分别。因此，就有了伯里的名言：“历史学就是科学，不多也不少。”

历史学要实现那个“高贵的梦想”，跻身科学之列，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史料的竭泽而渔的收集和严格精详的考订。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于别的学科——过去人类的活动，已经消失殆尽、往而不返了。可是，人类的活动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史料。收集和考订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确立过去的事实。过去的事实不断积累，就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将历史过程的模式和意义呈现出来。另一个条件，是历史学家在从事研究和写作时，需要排除主观因素，不将自己民族的、政治的、个人爱好的偏向掺杂进去，他必须尽可能地客观、中立，不偏不倚。

这样两个条件的集合，仿佛就可以成就历史学的客观性。兰克说过，他写的宗教改革的历史，要让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能接受。后来主持“剑桥现代世界史”的阿克顿爵士也要求，滑铁卢战役的写作，要让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都满意。历史学家像一面虚己以待的镜子，清晰地反映史料中所呈现的事实，就成了历史学家工作的一幅完美图景。也正因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持有类似信念的历史学家中，颇有人怀着几分自得、再加上几分失落地表示：在有的研究领域，史料已经收罗齐备，研究已经足够深入，历史学家的诸般技艺已经使用殆尽，后人再也无事可做了。这就有了阿克顿“终极历史”的说法，大概的意思是，每个历史学家的工作完全可能与别人隔行如隔山，你研究古希腊的货币，他研究希特勒的战争决策。但归根结底，大家研究成果的积累，都在指向揭示人类全部文明在过去的真实面貌的“终极历史”。

重构论的历史观，有如下几点蕴含：历史事实蕴藏在史料之中，不偏不倚而又具有足够技艺的历史学家能够将它揭示出来；历史事实的积累自然就会呈现出过去的本来面貌和意义；人类有着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过去。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历史学家们相信“宏大叙事”，相信过往人类的历史终归是按照某一线索发展而来的统一体，不管这一线索能否被人们认识到；另一方面，是历史学家工作的日益专业化，学院派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一样，变得对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

这样两个方面的情形，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