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的历史是什么？

自贡地区的井盐业从一口盐井——富世盐井肇始。

自流井旧属富顺县，富顺县在汉时为江阳县属地。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分蜀郡南部和巴郡部分地区设犍为郡，领江阳等12县。贡井旧属荣县，荣县在唐时曾为荣州公井县，汉时亦属江阳县地。

那是一个充满了争议但确实又被大众接受了的传说：富顺有一位叫梅泽的人，在晋太康元年(280年)出门打猎，见一只白鹿在饮用石缝中流出的泉水，他拉弓搭箭射去，白鹿仍然不肯离去，梅泽颇觉奇怪，前去一尝，发觉泉水味咸，于是在这里凿井300尺，凿出了盐井，采出了卤水，并烧煎成盐。梅泽死后，人们建庙祭祠，尊他为“井神”，先后被封为金川王、通利侯，被供奉于井神庙中。

其实，在更早的东汉章帝时(76—88年)，崔骃著《博徒论》，即写到江阳有盐。除富顺外，其他地区在唐以前均无产盐的记载。晋人著《华阳国志》，便明确记载了江阳县有富义盐井。南北朝时，该井名“富世盐井”，因其出盐最多、商旅集中、老百姓得其富饶而得名。据唐代人记述，盐井在富世县南五十步，即今富顺县富世镇。由此可见，崔骃所称的江阳有盐，就是富义等盐井无疑。因此推断，自贡地区的盐业起始，最迟应在东汉章帝时期。

到了北周武帝时(561—578年)，自贡地区的又一盐井——大公井就已经闻名于世了，成为与富世盐井同时著称于蜀中的盐井。

隋唐两代，自贡地区的盐业进一步发展并闻名巴蜀。这一时期的盐业生产，分别以东之富世盐井、西之大公井为中心产场。

五代至宋初，四川在产盐区先后设立10个由官府掌管盐专卖的监，自贡地区则分设富义监与公井监。其官位为“井监使”，监下辖井，设场管理，按每井所定日产量和年产量征收盐税。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富义县升为富义监。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因避宋太宗讳改名富顺监。富顺名称即从此延续至今。

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一批新盐井的出现

明朝初年，富顺、荣州两地的盐业从元代的衰微和元末的战乱中逐渐恢复。

明正德末至嘉靖初年，以富世盐井为代表的一批主要生产井因卤源枯竭，渐至坍塌而废弃。人们另觅新井，在富顺县城以西90里的荣溪水滨，发现了新的卤源，开凿了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一批新盐井。据查考，自流井的开凿时间在明嘉靖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539—1554年)，其地在今自流井釜溪河西岸火井沱之浅石滩处。此井开始之初并非由人工开凿，而是卤水自然流出，且流量甚大，故得名自流井。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一批新盐井开凿成功，逐步实现了自贡地区盐业生产中心从富顺、邓井关一带向西转移，形成了自贡地区盐业的新产区。

明嘉靖以来，随着自流井等一批新盐井出现，自流井相继演化为这一地区盐井群的名称和产场、地名的称谓。与此同时，大公井所在的荣县产区，亦被贡井之名所替代。自流井与贡井，两地相距十里，仅隔一河，在地质上同属自流井构造，其闭合面积约125平方公里，蕴藏着丰富的黄卤、黑卤和天然气资源。自流井与贡井的出现，形成了新的自流井、贡井产区。

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仍，人丁锐减，百业凋蔽，盐井生产亦备受破坏，出现井圮灶废、盐政荒废已极的局面。清政府一面鼓励老百姓前往四川开垦，组织大量外省移民入川，一面诏告天下，免除四川商民盐税，任民自由开凿盐井，听民自领自卖，三年免税。这样，就使四川和自贡地区的盐业生产从战乱的衰微中逐渐恢复并得以发展。

随时这一片土地带来了勃勃生机。这时的自流井和贡井实际上同属一厂，归富顺管辖。自明代嘉靖以后，以荣溪河为界的东西两岸地方，尽管分属富顺、荣县，但井盐生产的繁荣，经济的潜在力量又把地处河东的自流井、河西的贡井紧密地连在一起，使两地的井盐业生产能同步发展。

雍正七年(1729年)，富顺县曾设立自流井县丞，专司盐务，同时，也管办贡井盐务。雍正八年，同属富义厂的自流井、贡井分治，自流井属富顺县，贡井属荣县。

自流井、贡井分治后，荣县也在贡井设立了县丞，除专司盐务之责外，还就近稽察地方佐理县事。自流井属富顺县，贡井属荣县，这是行政区划的变化。就盐业生产而言，过去两地统称“富义厂”，1730年分井分地后，“富义厂”不复存在，自流井改称“富厂”，贡井改称“荣厂”。虽分为两厂，但由于地域相连，销岸不分，故视为一厂，其中，贡井为上厂，自流井为下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