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作为我国首次尝试和好莱坞合作的影片，它在电影史上有什么意义呢？

电影《长城》是好莱坞首次与中国深度合作，完全按照按好莱坞工业水准打造的超级大片，也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部工业模式下的电影。资料得知，这个故事并不是张艺谋带给好莱坞的，而是好莱坞拿着写了七年的剧本，找到了张艺谋。编剧则是曾经编剧过《谍影重重》系列电影的托尼·吉尔罗伊。最开始传奇影业创始人托马斯·图尔有一个概念性的想法：长城之所以建造的如此宏伟，一定不单单是为了抵御“人类”。2012年，罗异担任传奇影业联合华谊兄弟在中国创办的公司传奇东方的CEO，他来到中国20年，见证了中国电影市场从“零”到全球第二大市场的井喷阶段，这一切仿佛都是为了《长城》蓄力，无论是从电影内容还是市场培养方面。在这个合作的最佳时段，他找到了张艺谋，这位中国当代最具“掌控力”的导演。那时《长城》已经筹备了七年，中途还找过《燃情岁月》的导演爱德华·兹威克，但因为种种原因“夭折”了，递到张艺谋面前的，是一稿“特种部队”打怪兽的典型好莱坞式剧本。

所以在这部电影创作过程中，好莱坞保证资金，投入技术，同时也规定了剧本走向，电影节奏，而张艺谋在其中做的是“带着脚镣跳舞”。同时“借水行船，输出中国文化”又是张艺谋拍摄这部影片的一个动机和理念：“我一直主张我们要有这样的合作，我们借用好莱坞这样的力量和他们喜欢的东西，哪怕是拍一个爆米花的电影，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把中国的一些文化符号传递出去。”所以，当电影导演被好莱坞资本绑架，当导演主题先行试图借助电影输出中国文化符号时，便产下了这样一颗好莱坞类型片与中国文化符号夹杂的不伦不类的怪胎。

作为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式电影，《长城》可以说是中国版的《霍比特人：五军之战》、中国版的《木乃伊3》、中国版的《魔兽》等作品的混合体。好莱坞商业大片的各种元素在影片中一应俱全：场面足够宏大，特效足够逼真，视听足够震撼，故事主线基本流畅。集怪兽、恐怖、惊险、灾难、爱情、基情等各种类型元素于一体，主题上既要表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一众将领的侠义风范，也要表现个体的殉道与牺牲，还要表现人性的的成长与升华，亦有人性的善恶、无私与自私、忠诚与背叛的诸多对比，更有兄弟基情、男女爱情的纠结与成全。导演张艺谋显然对好莱坞商业电影的制作模式烂熟于心，也在有意迎合“快节奏”、“大场面”、“娱乐化”等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商业趣味，因而当电影或导演被资本绑架，导演的主体性丧失，电影仅成为一种奇技淫巧的展示时，影片注定成为了一部有人物但无形象，有故事但全是“事故”，有感情但无真情，有奇观但无美 感的空洞华丽的典型性商业大片

在人设上，《长城》几乎酿造了2016年最惨烈的全明星失踪事件。影片一开始便设置了因为马特·达蒙 饰演的 威廉·加林这一外国人物的意外出现而让“虎、鹿、熊、猿、鹤”五军将领悉数登场，此刻，景甜、张涵予、林更新、彭于晏、黄轩等五位明星闪亮登场，个个雄姿英发、威风凛凛，令人倍加期待。但是所有的人物在集体亮相后便很快成为“壁花先生”。张涵予饰演的殿帅在指挥完第一场战役后，因为保护景甜饰演的林梅将军而匆匆牺牲，死的窝窝囊囊，死的潦草匆忙，他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将殿帅之位传承给林梅，以表现林梅临危受命的坚毅和责任。“三大陈年鲜肉”——彭于晏、林更新、黄轩，他们饰演的禁军统领都是赤裸裸的人肉背景板，他们不仅毫无性格可言，到最后则干脆直接自动隐形，变成了最大牌的“吃瓜群众”。刘德华饰演的军师之所以能撑到最后，是因为他需要向观众解说饕餮的来源和各种特点，所以在其使命完成后，他被饕餮毫不留情得吞噬了。郑恺饰演一名从京城来长城视察的特使，其作用就是穿针引线，引出王俊凯饰演的皇帝。小皇帝一分钟的戏份，艰难地背完了三句词，每一句台词都是全片最大的笑点，让人尴尬症各种犯。最可怜的是陈学冬，全片一句台词、一个正脸，衣服还是从《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扒下来的。这些人物，不仅没有故事，更没有性格，都像是一件移动的道具，他们在影片中匆匆出现，又神奇蒸发，个个变得虚头巴脑，虚张声势，不知所云，充分暴露出中国大片“不把人当人”的核心短板。而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烘托林梅这朵“奇葩”，为了将其塑造成一个智勇双全、正义勇敢富有牺牲精神、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女超人”形象，影片完全置故事应有的逻辑于不顾，所有的情节为林梅设计，所有的人物为林梅让道，所有的支线在后半程都变得虎头蛇尾，所有的人物在故事后半部自动隐形，然而林梅这一形象最终因为故事的薄弱、叙事的凌乱、演员生硬拙劣的演技而没有立起来。

而导演在色彩、场景、道具的设计与展示上与其说是在输出中国文化符号，不如说是向西方观众的一次献媚。如果说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张艺谋被学者援引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其作品是“满足西方观众的窥私欲和对‘东方’的想象”这种观点失之主观和武断的话，那么今天的《长城》我们则看到了张艺谋对西方观众取悦的自觉。

首先，他模仿“五禽戏”炮制“五色大军”，可是除了人为打上所谓“虎、鹿、熊、猿、鹤”的标签外，此外再无任何意义，既不能在战斗中显示其独特威力，更无任何章法和战阵，而所谓的红、黑、紫、蓝、金五种颜色只是再次印证了张艺谋影片“形式大于内容”的口实，处心积虑，却丝毫未能在刻画人物形象、表达影片主题等方面发挥色彩应有作用，相较张艺谋此前影片《红高粱》中用红色表现人性的自由热烈、昂扬舒展，《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用红色表现先验秩序带给我们的压抑，《秋菊打官司》中用红色表现性格的泼辣刚烈执着，《活着》中用黄色表现人性的温暖和坚实，《长城》的五色完全沦为“为形式而形式、为视觉奇观而视觉奇观”了。

其次，第一次抵御饕餮攻城时，导演浓墨重彩演示各种武器、机关装置和战斗招数，如巨大的水车、缓缓升起的升降器、如伞骨般张开的木桩等等，还有鹤军女子如同表演高空蹦极时的刺杀，万箭齐发时的剑雨、天女散花般的巨石，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且不考究这种机关装置在宋朝是否存在的真实性，也不管鹤军跳飞索打怪的战术是否得当、实用性有多高，单看导演如此不惜笔墨的展示这种奇技淫巧，如此像团体操表演那样追求动作的整齐划一，场面又如此的程序化、仪式感时，你就能鲜明感受到导演把电影完全当成了特技展示的舞台，把紧张激烈的战争演绎成了一场盛大华丽的舞台表演，人完全沦为了表演的道具，而变得毫无个性可言，电影也变成了一场冰冷的特技展示，毫无情感。而这一切，除了能够满足西方观众的窥私欲，除了带给他们奇观化、陌生化的体验，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没有美学意义。

资料显示，《长城》中的兵器道具不仅种类多，数量更是可观，为影片提供道具设计和制作的是新西兰维塔工作室，维塔工作室在设计兵器的同时融入了中国传统的纹饰和图案，刀、剑、弓、弩、箭、盾等兵器上雕刻的纹饰等设计都极具中国古典美，其中饕餮的形象维塔工作室用了七八个月的时间设计出了746稿，为了完成电影中大量的道具需求，维塔公司车间的工作人员由150人增加到330人，为电影共打造了4500件各色兵器，鹰军箭就有1万多支。而这一系列的数字，并不能证明创作者的精益求精，反而暴露出的只是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

再次，那每次改变战术时花样百出的击鼓动作、那祭奠死去的邵殿帅时燃放的遮天蔽日的孔明灯、吼出的秦腔《出塞》，都是那么生硬的穿插在影片中，各种打着中国元素的奇观，像一个个割裂的舞台节目，掐着表计算着演出时间，急着登场，又仓促谢幕。如此直白的中国元素、如此拙劣生硬的植入，如此直奔主题的表达方式，打着“输出优秀中国文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却赤裸裸的侮辱着观众的智商，亵渎着电影艺术。

钱钟书曾说：“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花中蜜，无痕有味。”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其深刻的主题、导演的艺术理想、人文精神理应通过鲜活可感的人物形象、逻辑缜密的故事、气韵灵动的画面自然而然的渗透出来，而非如此这般迫不及待、急功近利的呈现出来。我们对这部影片的吐槽，不仅仅是因为影片的糟糕，而更多是出自对于一个曾经有思想、有个性、有才华，被称之为“鬼才”“奇才”的艺术家的失望。坐拥如此充裕的资本、豪华的明星、顶尖的技术，竟然整合出如此平庸的流水线作品，这是绝大部分对张艺谋还怀有期待的观众所不能接受的。《长城》再一次证明任何一个畅销作品，都不可能仅仅是商业算计的分泌物。没有解决更高级的，让全球观众看到“一种活跃的、灵性的、充满幻想和好奇的生活”，那输出文化，就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