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观念的内容简介


柯林武德在导论中开明宗义提出:“本书是历史哲学的一种尝试。”“我在这里所努力做的就是对历史学的性质做一番哲学的探讨。”为此,他对历史学的四个基本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历史学的定义是:史学是一种研究或探讨:历史学的对象是人类“活动每迹”,即弄明白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历史学家是通过对征据的解释而进行研究的;历史学的作用是“为发”人类的自我认识,其价值就在于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人是什么。今天存在的那种历史学是4000年来形成的。那么,它是怎样发生的,经过哪几个阶段,该书第一至四编回答了这些问题。

第一编:希腊一罗马的历史编纂学。柯林武德指出,发源于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近东、北非海岸地区的历史学是一种准历史学,因为这些陈述并不是对问题的答案,而仅是作者已知的东西,它所记载的不是人类的活动,而是神明的活动,因此可称之为神权历史学。准历史学的两种形式(神权历史学和神话)统治整个近东直至希腊兴起为止。

“与此相比,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著作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世界”。希腊史学不是传统,而是研究,不是神权主义的,而是人文主义的。“历史学”是一个希腊名词,原意只是调查和探究。希罗多德采用它作书的标题,从而标志着一场文学革命”,使希氏本人成为历史学之父。这种转变是与希腊人生活的特定条件密不可分的。但是,他们又不可能把历史学当作科学,而仅当作知识的集台,因而存在历史目光短浅、题材局限等缺陷。希罗多德风格是平易、流畅而有说服力的,而修昔底德的风格是粗硬、造作而令人反感的。因而后者不是前者史学的继承人,而是一个把前者的历史思想掩盖并窒息在反历史的动机之下的人。在希腊化时期,斯多葛派把世界作为一个单一的历史单位,则是其典型特征,它创造了普世历史观念的希腊主义。到了波里比乌斯时代,新型历史观成熟了。“他使用了历史学这个词,这是现代意义上的使用,……这是第一个主张为这门学科本身进行普遍研究的鼓吹者。”

波里比乌斯的史学思想传入罗马。李维所述的罗马史,在罗马人心目中就不是“许多种可能的特殊历史中的一种,而是普通的历史了,是唯一真正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即普遍历史”。“而作为一个历史史献的贡献者,塔西佗就是一个巨人,但他是否是个史学家值得怀疑。因为他刻画有物人损于真实。”

希睹和罗马历史编纂学的特点:一是人文主义的,是人类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二是实质主义的,这是它的主要缺点。因为它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上。

第二编:基督教的影响。柯林武德认为,公元0~5世纪是欧洲历史编纂学的第二次转折。这一时期。基督教扬弃了希腊—罗马史学的两个主导观念。基督教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的过程并不是人类的目的,而上帝的目的的实践,因而历史过程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具有同样性质。“根据基督教的原理撰写的任何历史,必然是普遍的、神意的、天启的和划分时期的”。

专门致力研究这种观念的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伟大任务”就是要发现和阐这种客观的或神的计划这一任务,历史学应依照上帝的启示,向人们解答上帝过去的,未来的所作所为。可见,“神意在历史中的作用得到了承认。但它却是以一种再没有任何留给人类去做的方式被承认的”。历史学家们陷入了自以为能预示未来的错误之中,“倾向于在历史本身之外去寻求历史的本质,办法就是使目光脱离人类的行为以便窥测上帝的计划”。

“中世纪结束时,欧洲思想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历史研究进行一番崭新的定向。”“于是随着文艺复兴,人们就又回到一种基于古人看法的人文主义历史观上面来。”史学思想又一次把人放在它的画面上的中心地位。历史变成了人类激情的历史,被看作是人性的、种必的一种必然体现。这场运动的积极成果,首先见之大举清除中世纪历史编纂学中一切幻想的和毫无根据的东西。17世纪初,培根就提出“记忆主宰着历史学”,也就是说历史学的主要工作是以其具体事实追忆和记录过去。而笛卡尔根本不相信历史是知识的一个分支。他的怀疑主义导致17世纪下半叶笛卡尔派历史编纂学的出现。这个新学派是以系统的怀疑主义和彻底承认抵制原则为基础的。

笛卡尔学派的反历史倾向,恰恰导致了它的跨台。强大的反笛卡尔运动于18世纪初兴起。第一次进攻是由维科发起的。他根据Verum—factum(真理一事实)的原则,提出历史是人类社会和他们的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历史在某些时期具有普遍性质,它的周期性运动并不是周而复始的一种单纯的循环,不是一个圆而是一个螺旋。“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个完全近代的观念。”

“第二次——而且就其历史影响的所及而言,对笛卡尔主义是远为更加有效的攻击——是洛克学派所发动的攻击,它在休谟的身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派对哲学朝向历史学重新定向作出了贡献:一是否定天赋观念而坚持知识来自经验,二是否定了有意沟通所谓的观念和事物之间的鸿沟的任何论证,三是否定抽象观念并坚持一切观念都是具体的。

这两次进攻为启蒙运动中“人类普遍的历史”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第三编:科学历史学的滥觞。柯林武德认为,科学的产生,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历史学的视野必须放得开阔,二是人性作为某种一致的和不变的东西这一概念,必须加以抨击。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卢梭及其后继者赫德尔提出的种族差异论认为。不同的人种所遗传下来的心理特征亦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种族的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正源于上述心理差别。而康德的自然规律和自然计划“二者平行论”把历史描绘成人类精神自我发展的过程。康德的两位学生席勒和费希特亦未能跳出他们的先生所设下的臼巢。

“由赫德尔于1784年所开始的历史学运动,到黑格尔而达到了高峰。……任何只读过他这部《历史哲学》本身的人,都不能不认为它是一部深刻独创性的和革命性的著作,在书中历史学第一次充分成熟地走上了哲学思想的舞台。”他提出了一种新历史学,叫做历史哲学。”但是历史哲学对他来说并不是对历史的一种哲学反思,“而是把历史本身认为一种更高的势力并使之变为哲学的而不是单纯经验的东西”。“这种哲学性的历史将是一一部人类的普遍的历史”,“而且将显示从原始时代到今天的文明的进步”。

“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并没有放弃黑格尔的这一信念:历史是有理性的.……。”他的弟子之一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头脚倒置过来”,把“黑格尔已往宣布从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了的历史学,又一次隶属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然而“历史学的实践在十九世纪里变得愈来愈加怀疑所有的历史哲学都是些毫无根据的臆测。这一点和那个世纪之普遍倾向于实证主义有关”。实证主义认为研究自然和历史包括两件事:首先是确定事实,其次是构成规律。

在第四编:“科学历史学”中,柯林武德分别考察了英、德、法、意等国科学历史发展的概况。在英国,布莱德雷于1874年写成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一书,揭开了考据历史学的序幕。他的史学思想的出发点是:“实在所包括的既不是孤立的特殊,也不是抽象的一般,而是分别的事实,这些个别事实的存在乃是历史性的。”布莱德雷的思想造就了威尔逊和牛津的实在主义及罗素和剑桥的实在主义,导致19世纪晚期历史研究中普遍出现的蔑视历史哲学的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与上述倾向格格不入的史学家伯里。在其前期研究中遵循了“历史就是有关个体的知识”这一准则,但在后期则陷入了“历史是偶然性”的组合的泥沼。“代表着历史学思想通过从内部来对它的原则进行哲学批评而由实证主义阶段转变到理想主义的阶段。”与奥克肖特氏相对照,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重申”了实证主义。汤因比认为历史的主题是人类某些单元,研究对象是各种文明。一个文明的衰落也是另一种文明的兴起,“只是历史学家个人缺乏知识或同情心。才阻碍了他看到无论任何历史过程都有这一双重特征,即它同时既是创造性的而又是破坏性的”。

在德国,“到19世纪末,人们对历史理论而特别是历史学与科学之间区别的性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此后目益增长”。著名的哲学史家义德尔班认为,“科学以总结普遍规律为其目的,而历史则以描述个别事实为其目的”。这样,历史学就以全盘被驱逐出知识的领域而告结束。哲学家齐美尔看到,自然的事实与历史的事实并不是同一意义的事实,后者不能被感知或实验,“历史学家面前所有的一切只是文献和遗迹,他必须想方设法从其中重新构造出事实来”,“历史是一种精神的东西,是一种人的个性的东西……” 可见,齐美尔没有完全摆脱实证主义的影响

20世纪初。近代德国杰出的史学家迈耶在他的论文《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中,彻底地批评实证主义的倾向,“把历史设想为一种从外部所看到的纯粹景象,而不是一种过程,——即历史学家本人既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对它的自我意识。历史学家与他的题材之间的密切无间的全部关系就消失了,历史重要性的概念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因此,柯林武德一针见血地指出:“迈耶的有赖于选择重要事件的历吏学方法的原则,也就消逝于一缕轻烟”。

可以说。“法国这个实证主义的发源地也是实证主义受到最坚强和最出色的批制的国家”。现代法国哲学家拉希利埃的中心思想是知识本身就是自由的一种功能这一观念,“而柏格森对意识的分析就为历史理论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贡献”,近代法国历史编纂学沿着他的著名法则,“立足于运动”而前进,于利昂的《高卢史》、艾利·阿累维的《英国人民史》便是明证。

就意大利而言,19世纪涌现出以罗齐为代表的杰出史学家。1893年他27岁就写出使他一举成稆的论文《纳入艺术慨念之下的历史学》,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在他心目中,“真正的历史对纯属或然的、或者纯属可能的东西是不留余地的;它允许历史学家所肯定的,就只是他面前的证据所责成他去肯定的东西”。

第五编“后论”实质上是柯林武德本人的历史观的反映。在这里,柯林武德对历史学的本质、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历史学的社会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因而这篇“后论”是把握作者思想的关键。

作者坚持这一论题,“研究自然的正确道路是靠那些叫做科学的方法,而研究心灵的正确道路则要靠历史学的方法……。历史学就是人性科学所自命的东西”。因而,一切人类的行动都是历史学的题材,当然历史学家并不关心人们的吃、睡等自然过程,而关注人们的思想及其创造过程。从这个角度说,历史学是“作为心灵的知识”。另一方面,历史学既不同于科学也不同于抽象,而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第三种东西”,它最本质的东西是记忆和权威,由此构成”一种想象的网”。这张“网”的特征是:(1)它必须在空间和时间;(2)一切历史都必须与它自己相一致;(3)历史学家的“图画”与叫做证据的某种东西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

那么,这种历史的证据有哪些,柯林武德罗列了推论(包括演绎和归纳两种)、证词、“剪刀加浆糊”等类型。并指出,依赖上述证据的历史学都不是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学。历史学的真谛是:“历史学家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因而。“只有能够在历史学家的心灵里加以重演的东西才是历史知识”。它包括两点,一是经验,二是思想。离开了这两点,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这就决定了历史思维的特征是反思。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获得自我认识,求得人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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