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克文化的“丁克”家庭的经济社会学观

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一种形式，正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发展而变化。近年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传统的生育观念发生改变，不生育的“丁克家庭在中国悄然出现并扩展着。人们对理想家庭模式的选择出现了较大变化，

著名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曾说：“生育行为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甚至政治学考察的一部分，但我认为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

西方微观经济学认为，人口生育行为是家庭经济的一种生产活动，孩子是家庭生产的特殊产品，生产率的高低就是生育率的高低，当然也包括孩子质量的高低，人口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率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即宏观社会经济条件和微观家庭生育决策与生育行为。前者对生育率的变化起着决定性、根本性的影响，后者则是生育率波动的微观基础。

人口生育行为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因此，在结婚和组成家庭时就要对是否要生育孩子和生育孩子的数量等作出必要的决策。家庭生育行为是一种满足家庭多种功能需要的理性行为，并与获取最大化效用满足为目标。家庭要对其稀缺资源，如夫妇的时间、消费品、家庭生产品加以配置，以求得效用最大化。但生育行为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基于对事件的利弊关系进行判断、权衡后选择的结果。如果把孩子当作是家庭的一种消费品，那“丁克”家庭就是在衡权了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后应运而生的。 直接成本

孩子的成本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按照社会正常标准，一个新生孩子的衣、食、住、用、行的费用，孩子受教育的费用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费用，此外还有父母正式或补贴给子女的婚姻支出。父母在抚养和培育孩子时，要支付从怀孕起到他（她）生活自立时为止的各种抚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一般来说，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是大约需要22 年的时间，期间吃穿、教育费用共计约20 万元，这对一般家庭来说无疑是笔很大的开支。

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是指因抚养和培育一个新增孩子，父母损失受教育和带来收入的机会，所以又称机会成本。包括母亲妊娠、哺育期间所损失的工资收入，母亲因照料孩子失去的受教育和工作机会，即父母失去了部分稀缺资源——时间；其次在怀孕和哺育期间，父母的流动性减少而损失的收入；再次由于照料和抚养孩子，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消费水平下降和时间的损失等等。时间对于成年的父母具有格外重要的价值，间接成本在表现形式主要体现时间的损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时间是家庭的稀缺资源，父母尤其是母亲时间的机会成本占孩子数量成本的比重很大。因而随着时间价值上升，孩子数量多的父母对孩子的数量需求减少。

无论是直接成本还是间接成本，都是父母作出的牺牲或损失。从整个家庭来说，最初阶段，当工资率上升时，已婚男女都会增加劳动供给，这时替代效应越大，家庭投入市场劳动时间增加，投入非市场活动时间减少。由于夫妇把较多的时间提供给劳动市场，从而可能获得较多的货币收入，家庭为满足需求的购买能力提高，导致对市场商品特别是消费商品需求量的增加。同时，由于夫妇非市场活动时间减少，用于家庭生产活动时间减少，那么用于生产家庭品（如孩子）的时间也将减少，对孩子数量需求也减少，从而使夫妇到市场上购买较多的消费性商品来替代家庭品。

当今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知识更新速度日新月异，加速了生活节奏和人才的竞争，这种无形的压力使得人们在个人发展和养育后代之间无法做到很好的平衡，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生存压力使越来越多的人期望能从哺育后代的重压中解脱出来，不愿意过多的把时间花费在抚育孩子身上，生育和抚育孩子会牵扯人们的精力，影响工作，为了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人们不得不集中精力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而拼搏。这种状况在高学历阶层中尤为明显。 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将孩子的家庭内部效用分为消费效用（孩子作为“消费品“给父母带来的欢乐和感情上的满足）、劳动的经济效用（孩子作为劳动力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收入）、保险效用（孩子作为保障潜在源的效用）、经济风险效用（孩子具有承担家庭经济成败的效用）、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以及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孩子服务的效用，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认为，父母抚养和培育孩子花费了成本，就要从孩子身上获得效用和收益，即对孩子服务的需求。如情感收益，孩子作为父母快乐的源泉，给予父母以幸福、温暖、友谊、娱乐等精神的收获；孩子工作后，为家庭挣钱；在家干家务或照料年幼的弟妹，父母年老时，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服务，做出经济贡献，使父母获得劳动—经济效用。同时孩子成为父母未来的潜在保险效用。孩子还能使父母自我充实和发展，养育孩子的经历会使父母更加成熟和富有责任感，激励他们对未来目标和个人抱负的执着追求和自我完善。父母从观察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获得乐趣，产生对孩子才能的自豪感，发现自我反映的孩子同化效用；另外孩子是夫妻间的纽带，生育和抚养子女能加强家庭成员的内聚化倾向，使婚姻和生活完美，并使子孙得以繁衍和延续，对长期维持家庭地位和扩大发展作出贡献具有效用。因此，孩子作为特殊的消费品为父母及社会提供的服务是多样性的，父母对孩子的服务需求也日趋增多。

如果孩子的净成本是正值，即父母投入的抚养费用大于孩子可能提供的收益，那么，孩子相当于耐用品，父母主要是从孩子身上取得心理收益或效用。如果净成本是负值，即父母投入的抚养费用小于孩子可能提供的收益，那么，可以把孩子看作是耐用生产品，父母可以从孩子身上获得现金收入。孩子的净成本与孩子的质量是紧密相关的。一般说来，净成本越大，孩子的质量可能越高。孩子的质量越高，父母对孩子的质量需求增加-对孩子的数量需求减少。

一般说来，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投入提高一个孩子质量的费用就越多；父母对高质量孩子的偏好较大，也就会投入较多资金和时间来提高孩子质量。正是由于孩子数量需求的减少，致使孩子质量的影子价格下降（即保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质量提高一个单位的成本），对孩子质量的需求相对有较大增加。而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增加提高了孩子数量的影子价格（即保持质量不变的情况下，生育一个额外小孩的成本），从而导致对孩子数量需求的进一步减少。

选择DINK 家庭的人群具有三个明显特征，那就是年轻化、高学历和高收入。高学历的这部分人也可以说是“智力人口”部分，承担着提高民族文化整体素质的社会责任。“丁克”家庭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因此，这个层面的父母对后代的教育水平无疑会远远高于那些乐于多生孩子的低文化层的父母，而他们不生育孩子，这样使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出现中断，不利于对社会的教育投资做出自然的补偿与节省。 孩子具有保险效用，特别是在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村地区，养老主要还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养儿防老”还是许多农村父母生育的主要动机。然而，随着乡城人口流动的发展，孩子作为父母老年保障的效用也越小，因为城市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收入的增加，使父母维持和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力量、提供自身晚年经济生活保障的能力提高，对孩子的依赖日益减弱，其效用是递减的。因此，孩子成本的上升、效用的下降，最终将使孩子的需求下降。

在现代的家庭中，父母竭尽所能给孩子提供最好的衣食住行，他们所支付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加上独生子女的娇生惯养，自私心理，父母对孩子的疼爱心理，父母所获得的服务效用也是逐渐下降，导致夫妻对孩子的需求下降。

随着科技进步，家庭平均收入的增加，增进了人们对提高社会进步的欲望，这种欲望可以被认为是想充实其他商品，包括文化娱乐等，它与那种以家庭收入抚养孩子的欲望互相对立。从而使家庭收入与孩子数量呈负相关关系，使得夫妇对孩子的需求下降。另外，模拟消费迎合了人们生理和心理需要，人们的情趣和嗜好逐渐从孩子身上转移到社会中，父母对孩子的服务需求的这种效用是边际递减性的。

社会文化环境的宽松和不生育文化的影响。组成“丁克”夫妇，主要是白领阶层，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看问题比较理性，更容易接受西方国家的一些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欧美人的思维观念不同于东方人。他们强调个性活力和浪漫情调，热心于自身的实现和发展，偏爱自由、玩乐和享受，自然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为生儿育女投放时间、精力和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