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中的

历史转折关头的毛主席总是能够 先别人一步地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也许就是战略家的超前思维吧。

抗战胜利后，我们获得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好机会，全国人民都迫切希望利用这为数不多的空闲时间来和平建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一一都表示要改变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这样想，他们还是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甚至是公然撕毁先前制定的和平建国协议，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断扩大对解放区的进攻规模，背信弃义的他们想要使中国再回到那个倍受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国家。

在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以战略家的深邃眼光，洞察世界形势,对中国的革命发展前途作出科学的判断。

1945年8月，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中告诫人们,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对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多么高超的战略预见呀，在全国人民仍然被蒋介石的“假和平”蒙在鼓里时，毛主席就尖锐地指出了将来必然会发生的事。

以后又发表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文章，使全国人民提高了对于蒋介石的警惕。在努力实现和平建国方针的同时,毛主席还对蒋介石独裁内战的阴谋进行了彻底的拆穿。他从战略整体上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从而在重庆谈判期间就先蒋介石一步地赢得了政治上的有利有利的机会以及军事上的主动地位，提前在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准备，为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态势。

10月21日，毛主席结束在重庆的谈判返回延安后，为制止和应付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立即进行了战略部署。他指出,只有军事上取得有利态势，才能迫使蒋介石放弃消灭解放区的企图，创造和平局面。他确定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将12万部队挺进东北，着手创建东北根据的同时又从长江以南解放区将部队撤往江北，进行战略上的集结。

抗战胜利后，我军兵力总数已发展为140万人，解放区人口达1亿，可以说是具备了同国民党进行大规模的正规战的条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我们于1945年秋冬迅速组成了晋察冀第一、第二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晋缓野战军，晋冀豫军区，从组织上迅速完成由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向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方向性转变。

上述的那些部队，在自卫作战中，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毛主席于12月又起草了《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号召“各解放区野战...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部队遵照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开展大练兵运动,并加强了军队的技术装备建设。这些有效措施，为同蒋介石进行大规模正规战，奠定了极有利的基础。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内战爆发。由于毛主席在历史转折时刻，领导解放区军民作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使蒋介石企图在三至六个月消灭我军的野心，遭受到了持续性的破产。

随着百万雄师渡过长江的炮声,蒋家王朝的覆灭。 新中国诞生,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开辟。

然而，胜利并没有使毛主席冲昏头脑，他更感到我们面临着比进行战争更加艰巨的任务。革命战争的结束，标志着我们走向了以城市领导乡村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转折标志着工作重心的转移。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经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毛主席还强调，在城市工作中必须要学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方面的斗争，还必须开展大规模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的工作。

在革命转折关头，毛主席在政治上及时提出了建立新政权问题。他指出,这个政权的性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组成是个联合政府，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宣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

在革命转折面前，毛主席还在思想上告诫全党“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深刻认识“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要求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作风和艰苦奋斗作风，警惕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警惕意志薄弱者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征服。

毛主席把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迁往北京，形象地称为 “进京赶考” ，并要 “考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

所有这些，极大地激发了全党的斗志，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顺利实现转折作了准备。

在这个时期，毛主席***民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基本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伟大的胜利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