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周期律的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在中国，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历史周期律的推手。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周期律——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陈胜吴广起义将一种独特的周期现象带进中国历史。中国的中下层人民启动了他们推动历史的独特方式。从那以后，几乎每个朝代都经历了一个从相对公平，到不公平，到极端不公平，到下层人民无路可走，最后推翻重来这么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而每一个朝代在结束前夕，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财富高度集中，几乎都出现了畸形的“精英繁荣”，尤其是出现了土地高度集中。21世纪有些人认为土地集中就是社会化，而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朝代末期，土地“社会化”的程度都非常高。

在这个循环往复的周期里，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那些没有做好这门必修课的朝代往往都成了短命的朝代。这样的例子有好几个，著名的有晋，离我们近的是民国。

民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民国几乎完整地继承下来。除了清变成了民国，一切因循。清朝末年就已出现的贫富悬殊、土地集中等社会结构问题被原样照收。把民国放在中国历史的周期中来观察，民国没有完成中国历史周期上每一个长寿朝代开始时的必修课。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民国的延续奠定社会基石。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个过程被豪门对财富和权力的垄断打断了。民国从而失去了可以长期延续的历史机会，民国的精英走到了中下层人民的对立面，中国进入了长期的动荡。

这个问题，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得到最终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动荡才得以消除。从历史大背景看，新中国的奠基者，显然对中国历史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共和国从成立起，就开始打破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试图从体制公平这个角度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秦统一建立大一统标杆

以秦为例。秦的大一统显然是不完善的，但是，假如没有秦短暂的统一，今天的中华大地也许会像欧洲一样，国家林立。秦以后，中国分分合合。但是，在每一次动荡之后，都有人顺应民心，收拾金瓯，再造一统。因为大一统的秦帝国，虽然二世而亡，但是，它的短暂存在，使大一统变成了中华民族潜意识的追求，变成了一种主动选择的可能，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没有秦短暂的统一，也许中华民族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可能和这个选项。这就是秦的贡献。它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大一统这样一个标杆。

公平体制是潜意识追求

从今天中下层民众的意识选择看，公平体制的精神大约也是这样。它的意义在于，它让中华民族知道，尤其是中下层人民知道，还有一种公平的生存方式存在，一种公平的社会选项存在。它可能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另一个潜意识的追求，为中华民族立下一个新的划时代的标杆。任何人都不要低估这种历史记忆和传统。任何时代，当下层人民走投无路的时候，这种记忆也许就会变成梦想，变成对公平体制的崇拜，变成对建立公平体制的人的崇拜。

黄帝以后中华民族历经演变融合，今天的中华民族就是大融合的结果。秦以后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几千年来，代代相承又代代相异。在当今中国，将市场经济同公平正义结合起来，可能就是解决分配不公的历史切入点。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下层人民和文化精英在“公平”这个问题上高度一致。孔夫子通过“不患寡而患不均”来推崇社会公正；陈胜吴广们则是用周期性的行动来推动相同的理念；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也是强调公正平等。固然，社会不可能绝对公平，但是，一个社会不能人为地制造豪强，制造不公平，更不能将不公平的现象装扮成“神圣的权利”、“天赋人权”、“普世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搞这种忽悠的个别“文化精英”早就背叛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文化精英的“公平”传统。

1949年3月，中国***人从河北西柏坡进京“赶考”，开始了用民主破解历史周期律的不懈探索之路，将民主建设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