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封丘

第一章 封丘李氏

1

封丘县位于河南省的东北部，现属新乡市管辖，东南距新乡市60公里。东临长垣县，南隔黄河与开封市相望，西靠延津县北接安阳市滑县。地处黄河的故道，地貌复杂，沙岗、平原、洼地兼有，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这里是千里大平原，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黄河从县南和县东流过，农业种植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今天的封丘是全国100个商品粮生产县之一，盛产作物有小麦、大米、玉米、大豆、谷子、绿豆、棉花、花生、油菜、芝麻等。金银花是全国生产基地，芹菜、香菇、石榴、金银花享誉全国。

封丘历史源远流长，人文底蕴丰厚，春秋时期即有文字记载。早在夏朝时就有我们的祖先在此繁衍生息。这里曾上演过诸侯争战、楚汉争霸和陈桥兵变等惊天动地的历史话剧。春秋时期，齐、晋、吴等诸侯国，曾在封丘境内开三次兵车之会。第一次是虫牢之会，大约在公元前586年（周定王二十一年），晋景公发起九国诸侯在郑地虫牢抗楚之会，即历史上有名的虫牢之会。第二次是公元前529年（周景王十六年）晋召公为国君，欲恢复先主霸业，与齐国争夺霸主，请各国诸侯于7月聚集卫地的平丘相会，史称平丘之会。第三次是黄池之会。公元前482年（周敬王三十八年），吴王夫差率军于黄池大会诸侯，与晋争做盟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池之会，又称黄池会盟。

翟母进饭也发生在封丘境内。楚汉战争中，刘邦被项羽打败，落荒而逃，路过延乡（今封丘县城西北隅），遇翟母便向她乞食，翟母赠饭。刘邦得帝后，封翟母为封丘侯，设封丘县于延乡。“封丘”一词就是这么来的。

最著名的当属陈桥兵变。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宋太祖）率兵驻扎陈桥驿，发起兵变，黄袍加身，开创了大宋王朝300年基业，使中国由乱到治，由分裂走向统一。

陈桥遗址位于封丘县城东南13公里的陈桥镇小西街路北。陈桥村在五代时曾为后周驿站。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后，仍为驿站。祟宁四年(1105)，微宗为显扬列祖，把驿站改为东岳庙。明朝天顺三年赵晃倡修，赵命长子益淡同天坛山紫薇宫王道然共修大殿、东西底、大门、寝宫、子孙殿。清顺治十六年九月，杨九德主持重修。乾隆九年(1744)，重修大殿阎罗神像。光绪十三年(1887)农历十月，重修宋太祖黄袍加身大殿。建国前夕至今设立了学校，将东西房改为教室，拆去了大门和门前照壁。现仅存黄袍加身处大殿一座、“系马槐”一棵、宋太祖黄袍加身处碑，顾贞观《满江红》词碑，农纯题《念奴娇》词碑、金梦麟题“系马槐”石碣和明朝重修山门碑记等。“系马槐”历尽千年，是历史发展的见证，这里所保留的石刻，有诗词、题字，不仅有文学艺术价值，而且有书法艺术价值，另外还有一口水井。宋太祖黄袍加身处大殿，仍保持清光绪重修时的建筑风格，为单檐歇山九脊殿，柱子12根。 1978年又进行了维修，雕梁画柱，红墙绿瓦滚龙盘，金碧辉煌，内悬挂赵匡胤画像，以供游人观赏。

曾任封丘县令的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封丘作》：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这首诗情意真挚，气势充沛，造语挺拔，结构严整而又有波澜起伏，感情奔泻而又有旋跌宕之姿。这是诗人发自肺腑的自白，揭示了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出仕之后又强烈希望归隐的衷曲，也让封丘在唐诗宋词和文人墨客中占有一席之地。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著文《介绍一个合作社》，对苦战两年改变了面貌的河南封丘县应举社予以肯定。文章认为，共产主义精神已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觉悟已迅速提高。群众中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文章写道：“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新中国成立后，封丘得到巨大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封丘的建设日新月异，交通便利，四通八达，95%以上的村通柏油路。工业初具规模，已形成化工、机械、建材、造纸为主体的工业生产体系。主要产品有碳铵、尿素、铝合金窗纱、水泥、汽车轴件等，手工艺品有壁挂、刺绣、藤编、苇编、草编等。碧波荡漾的青龙湖，是黄河中下游最大的自然湖泊，面积6000多亩，水域广阔，水草茂盛，常年不涸。黄河故道湿地鸟类自然保护区，千鸟翔集，景致优美。观光农业区，万亩石榴园春来“石榴花开红似火”，秋至“红灯累累满枝头”。万顷金银花生产基地，流绿叠翠，无边无际，置身其中，心旷神怡。地上悬河奇观，波涛汹涌，雄浑壮阔。

李安勤出生的年代，封丘还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人们主要靠耕地务农为生，出行主要靠两条腿，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借助驴和骡马来充当代步工具。加之战争频仍，整个社会呈现民不聊生的局面。

2

李家的祖先可以一直追溯到700年前。

据李家的家谱记载（1918年第七次修谱时），在6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他们由甘肃陇西迁来西王庄。在李家口耳相传的叙说中，他们由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来。

陇西在今天的天水市以西200公里处。陇西得名于陇山，《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乘势起于陇亩之中。”这里的陇就是田埂的意思。原来古代“陇”与“垄”相通，指的是田埂。古代人们看到横亘于关中平原西部的山脉如同田埂一样，就把它们称之为陇山。《辞海》中说：陇山是六盘山南段的别称。又称陇坂，在陕西省陇县西，南北走向，延绵约120公里，是渭汉平原和陇西高原的分界。

“陇西”一词引人注目时是在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这一年秦昭王设置了陇西郡，并修筑长城，以防御西部的少数民族，从根本上确保秦人后方的稳定。 史籍和考古发掘证明，秦人就是在以礼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域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远在夏朝时，他们为夏王室“调鸟兽，鸟兽多驯服”，于是“赐姓嬴氏”。夏亡商兴之际，秦人去夏归商，因军功使“嬴氏多显”。至周朝时，秦人为孝王“主马于氵开渭之间，马大蕃息，”因功封于秦（今甘肃天水）号嬴秦，周王室让他们“以和西戎”。至秦襄公时，他们护送周王室东迁有功，被周王室分为诸侯，并且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攻灭狄族，设置狄道。

秦置陇西郡，汉设襄武县，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陇西一直为历代郡、州、府治所在，还一度成为甘肃省最早的省会，是陇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这里钟灵毓秀，人文荟萃，是李姓的发源地，天下李氏源于陇西，历代英才辈出，“陇西堂”闻名海内外，“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中的飞将军李广就是陇西人。唐王李世民的祖先也是陇西人。今天去天水旅游的人还能看到飞将军李广墓。

在中国两千多个县份中，知名度最高的恐要数山西洪洞了。洪洞所以芳名远播，首先是因了一位天姿掩蔼的青楼女子那段凄婉哀凉的吟唱：“苏三离了洪洞县……”京剧是国粹，喜好者兴发时自会哼几句《玉堂春》，不好者偶尔打开电视机、收音机，眼睛或耳朵里说不定也会蹦进个苏三来，于是“洪洞”便深嵌在国人记忆的屏幕上。

问咱老家在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鸹窝。

这是流行大半个中国的一首民谣，讲的就是对故乡——洪洞的记忆。李家的口耳相传不是没有根据的。

确实，洪洞大移民是有历史根据的，而且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官方行为。据民国《洪洞县志》记载：“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保安等处，树下为荟萃之所。”并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我国一些历史文献，如《明实录》、《明史》、《续文献通考》等书都有移民记载， 民间移民记载更为丰富，晋、冀、鲁、豫、苏、皖、 陕、甘等地大量的民间谱牒与墓碑、祠堂碑文也都有在洪洞县大槐树处移民的记载，这些资料说明，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移民，是我国历史上有组织、有计划的一项重大决策。这次移民对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恢复生产、开展经济、开发边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以及尔后我国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合史料和家谱记载，李家的迁徙路线应该是这样：

70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一户李姓人家还生活在甘肃陇西，之后某个时候，他们迁徙到山西洪洞，然后在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迁移到河南西王庄。总之，这户李姓人家开始了他们漫长的迁徙。

现在无法得知他们迁移的真正原因，不过根据历史资料和经验，可以测知，他们一定是遇到了困难，在陇西老家再也生存不下去了，或者不能很好的生存了，因此，他们才有了背井离乡的壮举。

他们循着祖先的踪迹，先北上山西洪洞县。山西曾经是他们的同宗祖先李世民父子发源之地。他们抱着藉由祖先保佑的希望，想在这里安身，光宗耀祖。但是，这里已经不是大唐时期的盛世景象，跟陇西一样，这里也有饥荒，也有兵乱，还有贪官的逼迫，于是，还未等家安稳好，还来不及生儿育女，他们又一次出发了。现在无法确知他们是官方组织的还是自发的，总之，他们这次选择了南下，直觉告诉他们，沿着有河流的地方，才能寻找到水草丰茂之地，只有到了那里，辛勤的耕耘才能换回丰硕的收获。于是，他们找到了黄河并越过了黄河。那些浑浊的、黄黄的黄河水啊！他们走啊走啊，终于看到了一大片平原，这是他们没有见过的，是陇西和洪洞所没有的，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本能地以为，这么大这么多平平整整的地，是多么适合耕种啊。要是种上一大片小麦，那我们就离天堂不远了。他们犹豫着、期冀着，留在了这里。

讲述到这里，我们要稍微停留一会儿。人类的每一次迁移都是一次开天辟地的壮举，一篇气势宏伟、惊天地泣鬼神的史诗。而每一次迁徙都是披荆斩棘、历尽艰险，不管是一户一姓还是一个族群，相对地，一户一姓的迁徙更为艰难。李家远祖的这次迁徙，同样充满了千辛万苦，他们在迷茫中在希望中在最原始最强烈的内在需求的催动下，向着远方的未知之途毫不犹豫地进发。鲁迅说得好，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生存是第一位的。若个世纪之后，他们的子孙，一个名叫李安勤的后生为了能够生活下去，只身远赴新疆。

3

西王庄在黄河边上，离黄河仅有几里之遥。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庄，就像我们平常所见的黄河中下游平原上的所有农庄一样。有可能不同的是，西王庄的布局非常规整，四方四正。有三条平行的街道，主街被村民称为中心街，中心街南边的街是南街，北边的街为后街，村子四周被一种叫做葛根的植物包围，这是童年的李安勤和同伴们最爱去的地方。1966年，李安勤第一次回家乡时，葛根已经明显减少，几乎绝迹了，到2002年他第二次回故乡，葛根彻底不见了。

西王庄有四个神庙，分别沿中心街分布。村中心也就是中心街的中部，不但有一座小庙，有一口古井，小庙叫老奶庙；最西边是一座大庙，也就是李家的祠堂，还有两个小庙，供奉什么神祗，李安勤已经不记得了。

李家的祖宅就在中心街小庙的对面，沿一条南北向的巷子东西分布。西边一大块房屋是李风动家的，街东是李风琪家的，他们分别是李安勤的二太爷和太爷。不过在李安勤出生的年代，他们早已作古了，只有子孙还在繁衍生息。

说起李家的祖先，不能不特别提到李玉佩，他是李家中兴的关键人物。李家这一支迁来西王庄已经有好几世了，到李玉佩已经是第十四代。前面几代在西王庄辛勤耕作，也仅够满足温饱，不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的家道慢慢殷实起来。到了李玉佩时，他可以经商做生意了，加上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使李家发展为大户人家。

李玉佩生活的年代，大约在清朝咸丰年间。这是一个非常勤俭的人，他把勤俭发挥到一种极致。如果他走在路上，看到一块破布头，他就会弯下腰，把它捡起来带回家里；如果看到了一根柴火，哪怕是特别细小的一截树枝，他也会弯下腰，把它捡起来带回家。就是遇到一堆牛驴或骡马的粪便，他也会铲回家，如果因为别的事没有工具，他会跑回家里，拿了铁锨出来铲回去。在他的眼里，这些都是好东西，是有用的东西。布头可以用来缝缝补补，枝条可以添一把火，柴火甚至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或者互换别的一些用得着的东西，粪便可以给庄稼育肥，使它们长得更壮。他觉得不把这些东西捡回去，实在是太浪费了，简直是暴畛天物。因此之故，他在街头路尾捡拾不停。也因此在村里人那里得到一个称得上刻薄的外号：过路净！意思是只要他走过，就把一条路捡拾的干干净净了。

李玉佩的外号没有白得，他的节俭，他的勤劳，还有善于经商的头脑，使得他脱离同村人的一般生活，购置了大片田产，开起了染坊、盐店。现在已不能详细追寻他经商的事迹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毕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李玉佩有两个儿子，长子李风琪，次子李风动。李风琪就是李安勤的太爷爷，他先是过继给李玉佩的弟弟李玉珍，然后又回到本家。李风琪回来时继承了李玉珍的家产，这使他们家的家业进一步壮大。到了民国时期，也即李安勤爷爷手里，李家是真正的大户，不但有300余亩土地，还有大批牲畜和长工杂役，并且在染坊、盐店的基础上，兴办了客栈。

李玉佩虽然非常节俭，但却开舍大方，他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以俭省为务，对村人和亲朋乐善好施。他的儿子李风琪也一如乃父。李风琪的儿子更有过之。

李风琪的长子叫李金岭，号秀峰，生于1885年农历9月22日，时为清道光12年，正在历史剧变的关口。次子叫李金荣，也就是李安勤的爷爷。李金荣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三男一女。李金荣在大儿子16岁时病故，时在1933年，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李金荣病逝一年后，好像追随他一样，李安勤的奶奶也随即病逝了。这一年，他们的小女儿刚满一岁，此后就在哥哥也就是李安勤的父亲的照顾下长大。

李安勤的爷爷是一个个子高大的人，性格特别耿直。关于他的故事有两点特别值得记述。一是他的力气非常大，能单手将村里任何一辆木制的独轮车抡起来，这样的力量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二是他富于激情，敢想敢干。当辛亥革命即起，剪辫子风潮席卷华夏大地时，他跑到封丘县，将蓄了十几二十年的辫子毫不犹豫地剪掉了。但是这样一个风风火火的人却英年早逝了，令人扼腕叹息！

关于奶奶，李安勤记得，她有极好的医术，懂得医道，尤其擅割痔疮，一般的疮她也会诊治，为村民解除过不少痛楚，因此，奶奶在村里颇有口碑。奶奶的娘家是郎中世家，代代做郎中。由于传男不传女的封建传统，家人都提防着她。奶奶只学会了割痔疮，也懂得一些推拿按摩，但不会配药，药方在奶奶的父亲手里。

李风琪对于子孙的教育是很重视的，这是他跟自己的父亲不一样的地方，因此，长子李金岭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成为李家的第一个秀才。李金岭念过私塾，还到外面历练过，见过大世面。他的青年时期正是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之际，新思想、新学堂如雨后春笋，因此，他也受到新式教育的熏陶。

在李家的发展中，李金岭也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把读书的理念贯穿在自己的一生中，也灌输给了子孙。他的爷爷李玉佩奠定了家族的经济地位，李金岭则奠定了家族的文化地位。知识改变命运，这是这个家族的经验总结，虽然这句话是20世纪末期出现的，但李金岭体会到的，包括后来李安勤深切体会的，正是这句话表达的同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