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大将余介守蜀的那段金堂历史

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与元兵战于汴城、河阴有功，授直华文阁、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州兼淮东制置司参谋官。淳祜元年（公元1241年），介提兵应援安丰，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进对：“必使国人上下事，无不确实，然后华夏率孚，天人感格”。又言：“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矗人，斥之为哙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帝曰：“卿人物议论皆不常，可独当一面，卿宜少留，当有擢用。”乃授权兵部待郎及四川宜谕使，帝从容慰遣之。介亦自许当手挈全蜀还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寻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史。自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至淳礻右二年（公元1242年），16年间，凡授宜抚三人，制置使9人，副4人，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缪，或遥领而不至也，或开隙而各谋者，终无成绩。于是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纪纲，蜀日益坏。及闻介人蜀，人心粗定，始安士之志。

介大更敝政，遴选守宰，筑招贤之馆于府之左，供张一如帅所居，下令曰：“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谋以告之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廷不吝以报动，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士之至者，介不厌以礼迎接，咸得其欢心，言有可用，随其才而任用之，苟不可用，亦厚遣谢之。

播州冉氏兄弟斑、璞，有文武才，隐居蛮中，前后阃帅辟召，坚不肯起，闻蚧贤，相谓曰：“是可兴语矣。”遂诣府上谒，介素闻冉氏兄弟，刺人即出见之，与分廷抗礼，宾馆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数月，无所言。介将谢之，为设宴，介亲主之。酒酣，坐客方纷纷竞言所长，王进兄弟饮食而已。介以微言挑之，仍辛默然。介曰：“是观我待士之礼何如耳。”明日更辟别馆以处之，且日使人窥其所为。兄弟终日不言，惟对踞，以垩画地为山川域池之形，起则漫去，如是又旬日，请见介，屏人日：“某兄弟辱明公礼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众人也。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介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介志也，但未得其所耳。”对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云，贤于10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介大喜曰：“介固疑先生非浅土，先生之谋，介不敢掠以归已。”遂不谋于众，密以其谋闻于朝，请不次官之。诏以为承事郎职，权发遣合州，璞为承务郎职，其权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毅然同辞以为不可。介怒曰：“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介独坐之，诸君无预也。”卒筑青居、大获及钩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且诛溃将以肃军令。又移金戍于大获，以护蜀口。移沔戌于青居，兴戌先驻合州旧城，移守钓鱼，共备内水。移利戌于云顶，以备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又屑嘉定俞兴开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