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上

一、历史之上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悲剧英雄项羽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用在项羽身上最是恰当不过，因为历史上项羽一向是以悲情英雄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这取决于项羽的悲剧性格。

项羽的悲剧性格之一——骄傲自大，目中无人。项羽自幼出身在一个武将世家，力大无比，周边无人可及，于是项羽便洋洋得意起来，他的叔叔项燕劝他多读书，他却说要学什么万人敌的学问，结果自然是不学无术。项羽相比于刘邦来说，出身自然高贵的多，但是最后却沦为武夫，实在令人可惜。

项羽的悲剧性格之二——独断专行，不善纳谏。项羽在巨鹿之战中一战成名，立下赫赫战功，被称为西楚霸王。但是这位天下霸主的周围却没有几个像样的谋士，只有一个亚父范增，即便如此项羽也不过是表面上尊重范增，实际上嫌他谨慎过度，胸无大略，但这恰恰说的是项羽自己。在著名的鸿门宴中，范增几次对项羽使眼色要杀掉刘邦这个最大的敌人，但是项羽都无视，气的范增大骂项羽。在平时的作战中，项羽往往独断专横，从来不开军事会议，往往只按他个人的意志办事，连将士们的忠言也听不进去。

项羽的悲剧性格之三——重视面子，缺乏远见。项羽最后在乌江自刎，原因是无颜见江东父老，这也太在乎面子了，其实那时候，项羽的威望还在，如果渡江再重新召集部队，东山再起，未必不能成功，但是项羽却目光狭隘，最终成为悲剧英雄。

历史之上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项羽

项羽生活在秦朝末年，自小胸怀大志，武艺惊人，一身神力尤为天人。项羽建立了西楚霸王基业，却最终自刎而死，失去天下，成为败者。成王败寇，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项羽呢？

在项羽小的时候，读书和剑术都不屑于去学，说读书识字，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就够了，学习剑术，只能保证自己单挑无敌而已，项羽只想学习万人敌的本事，虽然年少，但是胸怀大志，让世人想往不已。

一次在秦始皇巡游过程中，年少的项羽指着秦始皇远去的背景叹道：我以后一定要替代他！可见当时项羽的豪气。并且，有好几个成语都和项羽有关，这些都只是很多人喜欢项羽的一些原因。更多的是，人们被项羽的义气所折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项羽的灭亡归于一个义字，正因为“义”，让项羽在鸿门宴上错失机会，放过刘邦，最终失去争夺天下的机会，还有传言，当时刘邦在一次败兵之后，曾三次抛弃亲生子女，独自逃命，而项羽，在最艰难的时候，也不放弃身边追随他的任何一个将士。

除此之外，项羽的情也让人们感动，在最后艰难的时刻，面对虞姬的不离不弃，项羽心里备受感动，从而做了一首诗送给虞姬，这一悲情的情景，被后世的人创作出一场霸王别姬的戏，流传至今，这也使得项羽至今被人们所喜欢的一大主要原因。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项羽，是因为人们喜欢他的有情有义，勇猛无双，项羽的事迹，至今，影响了许多人。

如何评价项羽在鸿门宴之中的表现

鸿门宴作为楚汉双方核心领导层的第一次正面对决，以刘邦团队的完胜而告终。鸿门宴评价项羽为何？说骄横愚蠢可能过了些，但若说通过亚父范增的那段怒其不争的国骂，暴露出项羽“妇人之仁”的性格特点，恐怕无人会反对。

作为项羽的长辈及军队的首席智囊，范增眼见刺杀刘邦的天赐良机在项羽的熟视无睹中白白溜走，其当时的心情，大概只能用“痛心疾首”来形容。

项羽为何在范增的多次暗示下装聋作哑放过刘邦？分析其心理，除了不屑于采用暗箭伤人的卑鄙手段来除掉政敌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其自大，对楚汉双方的实力对比没有一个正确的研判。

众所周知，楚汉双方对峙之初，区区十万汉军在数量和战斗力方面都远逊于雄兵百万的楚军，更何况项羽刚在咸阳战役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基本歼灭了秦军的主力部队，缺乏实战经验的汉军当然更加望尘莫及。这种种优势，都是项羽小看刘邦的内在原因，因而项羽也有其刚愎自用的性格特点。

然而论政治手腕，莽夫项羽比起城府极深的刘邦来，自然不是一个等级的。

早在赴宴之前，刘邦早已运用政治斡旋的办法“策反”了项羽的叔叔项伯，不但令项伯私下对其透露绝密军事情报，更在鸿门宴最凶险的舞剑助兴桥段中挺身保护刘邦，对这等危险的信号，项羽非但没引起重视，甚至连对叔叔只言片语的责备都没有，这般公私不分，底下众将看在眼里，如何不心寒？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看，鸿门宴评价项羽用人唯亲也并无不妥。

历史是堆积如山的“过去”历史是即将变成“过去”的“现在”。

历史是“过去”和“现在”所对应的未知“将来”。人类各民族的历史存在方式是千差万别的，从表面上看很难对它们作出对比。

但如果把各种不同的历史存在方式放回到“文化”这个大橱柜里，我们立刻就能惊喜地发现，它们原来只是所放置的位置不同而已。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它们为什么会被放置到不同的位置上？ 历史是堆积如山的“过去”历史如同一座大山，埋藏着无尽的宝藏。

历史这座大山不是在一个瞬间突然形成的，而是一日一日经年累月——有时需要精确到一分一秒的历史事件堆积而成的。直至今日，这座大山仍在一日一日一分一秒地增高增大。

面对这座大山，我们该如何看待它的存在？历史是什么？从广义的历史概念来说，历史不是纯粹的历史，不是纯粹的哲学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化史，历史、哲学与文化原来是连为一体的。哲学代表着历史的精神和文化的经脉；文化是历史的母体，历史是文化的血液。

人类活动的一切结果都表现为文化，历史、哲学与文化同属于人类的文化史。从历史发生学的观点说，历史绝不简单地等同于考古学、考据学意义下的历史——它们只是可以感知的历史部分，只是属于感性的历史部分。

历史不只是只有碎陶片、青铜器与故纸堆，还有曾经鲜活的生命与思想。发现历史，需要思想，需要想像，需要胆识，需要智慧。

历史如同一团揉皱了的纸，我们需要将它展平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历史如同一个人，我们需要将它饱经沧桑岁月的面孔还原成为曾经鲜活的容颜。历史具有显性的历史与隐性的历史之分。

历史如同一座冰山，显性的历史只是海平面之上那很小的一部分；而隐性的历史则如同海平面之下的冰山，正是隐性的历史才构成了历史的主体。显性的历史痕迹很容易被人发现，而隐性的历史痕迹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我们不仅要找到那些铭刻在显性历史之上的印痕，而且要找到那些湮没于历史荒原深处不被人知的印痕…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解释那些历史的印痕是如何刻下的？以及那些印痕如何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不仅从属于本民族的历史，也从属于人类的“大”历史。我们在世界不同区域对历史资源的发掘，其实都是为了一个完整的人类历史。

中心只是相对的，曾经出现并流行的欧洲中心论、亚洲中心论、中国中心论都已经被证明是一种落后的历史思维模式。历史或者是个人史、家族史、民族史、人类史；或者是地方史、国家史、世界史……摒弃狭隘的民族意识、地域意识，以开放的胸襟，面向全球，面向人类的文化史，在全球文化大视野下重新建构中国历史，才能还中国历史以本来面目。

人类各民族的历史存在方式是千差万别的，从表面上看很难对它们作出对比。但如果把各种不同的历史存在方式放回到“文化”这个大橱柜里，我们立刻就能惊喜地发现，它们原来只是所放置的位置不同而已。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它们为什么会被放置到不同的位置上？人类各民族历史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路径，特别是从蒙昧、野蛮过渡到文明阶段的历史时期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每一个民族都提出了不同的思想主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的印度圣贤像是因“缘”而生；古希腊圣贤却像是不期而遇；而中国圣贤更像是相约而来。

经历了“轴心时代”的洗礼，人类各民族的民族性格有了更大的差异。从那时起，生存于美丽的蓝色星球上的人类各民族各自都有了不同的文化之旅。

轴心时代的人类圣贤为什么会说出不同的思想？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诸子百家究竟说了些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会成为它所是的这种样子？我们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历史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早已被弄得似是而非，巨大的历史封土堆更像是被人为破坏的废墟。中国历史，被权势集团的利己主义选择与各个时代的流行性错误破坏了。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历史的真相还原成为它本身所是的那种样子；就是要把一个个“人”从历史的废墟中解救出来——他们虽然早已死去，但他们的精神原本却是活的。中国历史更像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这很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发掘与救援。历史是即将变成“过去”的“现在”每个人正在经历的“当下”，每个时代正在经历的“当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正在经历的“当下”正在变成历史。

历史是每一个瞬间的“当下”堆积而成的。历史的丰富多彩正在于每个时代“当下”的精彩。

中华文明史上，曾经存在了数百亿人，但对于今天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人们能够不用去想就能说出来的历史人物一般不会超过500人。而数百亿人之中的其他的人，仿佛只是出生了，又死去了，永远飘落在历史的尘埃中。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记住数百亿人之中的那500个人？他是谁？他是如何生活的？他说了些什么？他做了些什么？他对中国及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他的文章？为什么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他与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联。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苦苦探求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

历史唯物主义就提出了“历史必然性”这样一个概念，而且在分析社会发展时，它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旧制度的灭亡及其被新制度的替代也是历史的必然，等等。显而易见，“历史必然性”其实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所提出的、用于解释社会发展直接决定因素的概念。

正因如此，对这一概念的正确理解便显得非常重要了。我们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来分析问题的，所以，在进行后面的分析之前，就必须首先搞清“历史必然性”的精细含义，界定其边界条件。

应当明确，我们分析的是能动的人类社会而不是自然界，也不是人化自然世界。自然界的规律是纯粹客观必然的，它是自然万物自身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化自然世界就因人之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其中而不同于自然界，因而，虽然其规律仍然是建筑于自然规律之上、也具有客观性，但已经表现出与自然规律所不同的形式；人类社会则更不同于自然界，它是直接由人类及其能动实践构成的，是直接处理人类（行为和思想）之间、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

正是因为三者内涵的这种不同，其规律的性质也就各不相同。自然规律有着明显的客观性和严格性：人们只能认识或利用它却不能改变它，它与自然现象或人化自然现象也基本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

如：自由落体在真空中必然下落，而且其加速度必然为9.8米/秒2，这根本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化自然世界就有人之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其中，因而，其规律虽不能脱离自然客观规律，但其表现形态与自然现象就有很大不同。

如：人造的飞机就可向上飞行，因为它是人之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客观自然界的产物（当然，这种现象也是直接建筑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之上的）。相对地讲，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由社会三种矛盾、主要是第一矛盾的演化过程决定的，它直接建筑在人类的能动实践和人类的自我意识之上，不能脱离人类的实践和意识而独立发展。

因而，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可能离开对人类实践和人类思想意识的研究。由此可见，社会的能动性就必然地决定了社会规律不具有纯粹的客观性，而且，其严格性也远不如自然规律。

若换一个角度，也就是说，社会发展规律并非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它与社会现象也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由此，逻辑上必然地就可以得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可能精确地、超越历史地涵盖全部人类社会的所有现象。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所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7页）。就连马克思本人也否认他所揭示的理论和规律是“超历史的”，甚至是对他几乎穷毕生研究而得出的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运动的规律也是如此，他明确提出，“这一运动（指《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关规律----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

（见《马恩全集》第19卷，第269页） 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就可以发现，与社会发展规律之不同程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相对应，历史进程中有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作用机制。一种是决定性机制，我们称之为决定律。

凡是那种在正常历史条件下必然发生的历史现象，都由决定律所制约，这是社会深层发展规律，普遍地（而非精确地）适用于全人类社会的发展；它是历史发展的主线，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和主要节点。另一种是因果性机制，我们称之为因果律。

凡是那种由某些特定历史条件决定而必然发生的历史现象，都由因果律制约。尽管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由其必然性成分，但它所反映出的演进历程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并不适用于其他历史条件。

也即，它所体现的顶多是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因果关系，不可能上升为必然性规律。对受这种作用机制制约的历史现象，我们可以在事后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却难以事先对其发展进行预测。

两种作用机制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因果律涵盖决定律，决定律只是因果律的一种特殊情况；凡是符合决定律的历史现象，也必然符合因果律，而符合因果律的历史现象，却不一定符合决定律；因果律可以较为精细地描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而决定律则只能对社会发展趋势和历史演进节点做出宏观上的把握。据此我们可以说：历史现象虽然变化纷繁，似乎杂乱无章，但若揭开复杂的历史表象就可发现，所有的历史现象都受上述两种机制的制约；认为历史发展全然无规律或全部符合决定律都是不全面的，只能说它们都受制于决定律或因果律这两种作用机制。

现在来看历史必然性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社会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3页），这大概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经典描述。

我们来分析这段话：首先，这每一“阶段”是只包括社会发展的某些关节点，还是包括了全部历史“现象”？其次，这里的“必然”的意义是只符合因果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