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品鉴赏


修昔底德在《战争史》中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事件,探讨人性的深度和广度,对人性的复杂性结合道德的表现,试图建立人性正义的现实框架。在历史语境和事件当中追问人性对正义的把握与理解,让读者与后来者关照人性本质的深刻性。在那里,事件和事件中的人都回到人性的层面上,人性中所包含的一切因素指导人的行为并牵涉结果。雅典人对城邦正义的追求围绕在“安全、利益、荣誉”三个方面上,这三个方面贯穿在整个战争之中,为雅典人的行为一方面作辩护,一方面作注解。修昔底德认为,人性提供了解释的依据。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性包含有自然属性的方面,如恐惧,自私,也包含有社会属性方面,如嗜利,炫耀。在他看来,人性虽然复杂,但如果不诉求“向善”,任由人性而人性,则必将导致“恶”的结果,引起道德的败坏。在全书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人性是什么而是藉以事件和人物的言行来暗示;也没有明确定义正义是什么。除了对战争和政治事件本身的叙述外,置身事外,隐藏在事件的背后,通过没有言说的文字表明了他鲜明的态度。

因此,修昔底德认为人性的不变性可以知道指导对相似事情的处理,同时在处理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人性中三个诉求的关系。这既是现实政治的关键,也是历史事件的本质。他用冷峻的言辞来表达历史的现实与残酷,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是古典时代大师的气质。而他的悲凉除了他对雅典的失败的痛苦之外,更多的是对一种神圣庄严与正义之物的虔敬感。修昔底德从来确信高贵正义之物对于低贱卑鄙之物的内在优越性。尤其是这些美好之物在一种败坏的背景之下更显得悲凉,战争以及其中的暴行的原因是永恒人性的产物,不是经过抽象的思考,而是从重大事件中,从政治中看出人性的悲凉,他通过把美好之物与残酷、严峻的现实放在一起,突出雅典人最美好的一面,这是一个上升,从而到达和柏拉图相似的地方。

在现实的政治中,对安全、利益和荣誉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修昔底德给出了比较明确的方法。任何城邦首要关心的应该是生存问题,因为在竞争的国际环境中,任何国家都是处在被动的位置上谋求自身的安全的。只在有安全无虞的情况下才一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放弃安全,很难保证在竞争的城邦世界生存下来,城邦的一切将会化为乌有,米洛斯的例子很好的论释了这一点。对于城邦来说,国际行动的首要原则是利益,马基雅维里认为最大程度的攫取利益是城邦的职责。由于利益不是单一的指向财富,所以城邦尤其是强邦在获取利益时考虑的因素就比较多,有时看似违背了利益原则,但实质上是长远和周全的谋划。而无论如何,对利益的获取是人性中贪欲的表现,是人积极主动行动的结果,因而在整个战争中,人们看到众多主动追求利益的事件。荣誉是在古希腊人看来是德性的表现,是为多数公民和城邦谋求福利的大公无私品质。这样的荣誉体现为一种秩序以维护城邦世界的积极发展,并引导公民向善,抵制道德上的腐化和堕落。

修昔底德在《战争史》中关注的另个重点就是正义。正义不能只是城邦行动的借口而任意践踏和破坏。修昔底德认为人性是可以理性对待正义的,这样的理性对待不仅是在维护正义所建立起来的秩序,也是在保证正义的秩序对人性的关怀。这是一场波及到整个希腊世界和周边地区的战争,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坏力空前的战争,这也是一场改变个人和城邦命运的战争,这更是一场没有强者没有胜者的战争。从广泛的角度讨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如同“春秋无义战”,但是各方秉持的观点针锋相对的,尤其是在战争中发生的许多“人为”的与“非人为”的灾难事件,在每一方固守的正义下,冲突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写作中,可以看到作者应用叙述性的历史写作加上大量的演说词的这一历史写作的独创性就是受到了古希腊悲剧写作构思的影响。早在20世纪初,孔福德就曾指出,尽管修昔底德有意排除虚构性,但是他在无意之间还是用希腊戏剧的形式将自己的历史记载表现了出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的演说辞中可以看到悲剧作品当中歌队合唱的影子,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里的演说词既可以对人或物进行评论,如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演对雅典人和城邦的评论到“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因为我们认为一言论和行为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是没有适当的讨论其后果,就冒失行动。这一点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冒险;同时又能够对于冒险,事先深思熟虑。”修昔底德的演说辞又能成为修昔底德作为自己观点的阐述者,例如他通过伯里克利之口阐述自己的观点道“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正是因为这种法律深深得使我们心悦诚服。”可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的演说辞就是修昔底德写作中有意而为的“插曲”比比皆是。因此在形式上明显可以看到修昔底德的写作受到了古希腊悲剧的影响。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可以看到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发生和发展修昔底德运用巧妙的构思,按照偶然和必然的结合原则组织情节,尽其所能的描述战争中的多方力量并细致合理地叙述每一个事件,如修昔底德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必然原因是说道:“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雅典的势力达到顶点,人人能够很清楚地看见了;同时,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了。在这时候,斯巴达人感觉到这种形势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决定发动这场战争,企图以全力进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消灭雅典的势力。”修昔底德的写作说理性较强,重视话语的修辞效果,而悲剧雄浑壮丽的语言和也无不影响着修昔底德,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的演说词。

修昔底德擅长对人物的复杂性进行刻画,如他笔下的阿尔及比阿德斯多面性格复杂的的统一体。正如修昔底德在对阿尔及比阿德斯的描述是他的天性,“其中向善和向恶的两种强烈倾向同时并存。因而他要进行种种重大的改革。实际上已使城邦大体走向安全之路时,阿尔及比阿德斯的狂热野心又把它从这条正道上推开,重新投入战祸之中。”同时,修昔底德也善于对人物的性格进行刻画,他往往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里面的大量演说词来去刻画他书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但是修昔底德又不会以牺牲自己的写作技巧和特点去刻画他笔下的演说者,他往往会通过每个演说者所表现的表现的态度和推理风格去刻画他们的性格特点。

修昔底德在解释历史事件时,并不简单地归结到某一种偶然的因素上,而是努力探索更为深刻的原因以及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修昔底德还能从经济与政治、经济与军事之间的关系来探索历史事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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