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t宁少而精>列宁全文

原标题是《我宁愿要少,也要好》。别怪我咬文嚼字。

宁愿少一点,也要好一点。

(1923年3月2日)

在改进我们国家机关的问题上,我认为308工农检院不应该追求数量,急于求成。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很少考虑和关心我们国家机关的素质了,所以自然要特别注意提高它的素质,把真正具有现代素质的人才,也就是那些不逊于西欧的优秀人才,集中到工农检查院去。当然,这个要求对于社会主义共和国来说太低了。但是在最初的五年里,我们的脑海里充满了不相信和怀疑。比如,对于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谈论“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我们不能不采取这种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摆脱资产阶级制度之前的可怕的文化,即官僚主义或农奴制的文化,是有好处的。在文化问题上,急躁是最有害的。我们的许多青年作家和作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所以在国家机关的问题上,根据以往的经验,现在应该得出的结论是,最好缓一缓。

我们国家机关的处境,如果不算恶心,至少也很可悲。所以首先要认真考虑如何克服它的缺点。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缺点根植于过去。过去的事情虽然被推翻了,但并没有被消灭,也没有退到早已成为过去的旧文化的阶段。我这里问的是文化问题,因为只有那些已经渗透到文化、日常生活、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成就。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对社会制度的本质没有仔细思考,没有充分理解,没有深刻感受,只是匆匆一抓,没有经过检验,没有通过考验,没有被经验证实,没有修复,等等。当然,在革命时代,在如此令人眩晕的发展速度下,我们在五年内从沙皇制度变成了苏维埃制度,我们也没办法。

应该会及时醒来。我们应该采取的补救措施是不要相信任何轻率和自吹自擂的东西。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检查那些我们每小时宣布,每分钟执行的前进步骤,然后每一秒都证明它们不扎实,不可靠,不被理解。这里最有害的是急躁。最有害的是认为我们总知道一些东西,或者总有很多人可以用它来建造真正新的机关,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机关,等等。

事实上,在我们国家,这样的机构少得可怜,甚至这样的机构的人员也少得可怜,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建立这样的机构应该需要很多很多年。

我们可以利用谁来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只有两种人。第一,一心扑在社会主义上的工人。这些人的学历不够。他们想为我们建立优秀的机构。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做不到。直到现在,他们还不具备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所必需的文化素养。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文化。在这里,鲁莽或攻击,警觉或毅力,以及人的任何优秀品质都无济于事。第二,有知识,有文化,受过训练的人,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国家这样的人少得离谱。

这里别忘了,我们往往喜欢用热情和对成功的渴望来弥补(或者认为自己可以弥补)知识的不足。

为了改革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必须给自己规定这样的任务:第一,学习;第二,学习;第三,学习;然后检查,让我们所学的东西真正渗透到血肉之中,真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者只是说时髦话(不用说,这种现象在这里特别普遍)。总之,我们应该提出的不是西欧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而是对一个目的是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的适当要求。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要把工农检查院这个改进机关的工具,改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

为了使工农检查院达到应有的水平,我们必须遵守“量七次切一次”的原则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用我们社会制度的真正精华,非常仔细、周到、亲昵地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委员会部门。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社会制度中的一切优秀分子,即首先是先进的劳动者,其次是那些真正受过教育,能够保证自己永远不信空话,永远不说模棱两可的话,不怕承认任何困难,不怕为自己郑重声明的目标而奋斗的人。

在改进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忙了五年,但这只是忙。过去的五年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徒劳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忙碌让我们看起来像是在工作,但实际上却混淆了我们的器官和头脑。

这种情况终究要改变。

我们应该遵守一条规则,宁要少而要高。我们应该遵守一个规则:与其在没有任何希望获得优秀人才的情况下贸然进入,不如等待两年甚至三年。

我知道这个规则很难坚持,也很难应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知道,相反的原则将通过无数的渠道在这里得到遵循。我知道我们需要大力抵制并表现出极大的韧劲,而这方面的工作至少在最初几年将极难取得成效。但是我深信,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等等。

很多读者可能觉得我在上一篇文章中举的例子的数字太大了。我相信可以用很多计算来证明这些数字是不够的。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把真正达标的质量看得比所有的计算都重要。

我想,对于我们国家机关来说,终于到了我们非常认真地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了,急躁几乎是对这种工作最大的伤害。所以我会尽力阻止这些数字扩大。相反,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对这里的数字非常严格。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现在没有威信。众所周知,没有比我们工农检院更差的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会没有什么要求。如果我们真的决心在几年后建立这样一个机构:首先,它应该是模范性的;其次,要赢得大家的绝对信任;第三,能向大家证明我们所做的确实对得起中央监察委员会221这样一个高级机关的工作,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牢记在心。我认为,应该立即坚决突破一般的人员配备标准。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人员,必须用完全特殊的方法,经过非常严格的考试选拔出来。如果一个人民委员会做事马虎,得不到任何信任,说的话也没有威信,老实说,为什么要成立呢?我认为,我们现在谈论的重组的主要任务是避免这种现象。

我们招进来当中央监察委员的工人,应该是无可指责的。我认为,为了使他们能够学会工作方法,能够胜任他们的任务,还应该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培训。其次,在这项工作中,要有一定数量的文秘人员作为辅助,而且要经过反复审核才能任命。最后,我们决定破例立即任命为工农检查院工作人员的任何公职人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必须有几个* * *成员推荐;

第二,他们必须通过关于我们国家机关知识的考试;

第三,必须通过国家机关基础理论、管理学、办文制度等基本知识的考试;

第四,他们必须配合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我院书记处的工作,这样我们才能信任整个机关的一切工作。

我知道满足这些要求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所以我担心工农检院的大多数“实干家”会说这些要求落实不了,或者轻蔑地嘲笑。但我想问一下工农检院目前工作或与之相关的人,能不能诚恳地告诉我,像工农检院这样的人委部门有什么现实的必要性?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帮助他们掌握分寸感。要么就不值得完成重组工农检查院这个无望的任务(我们已经重组过多次),要么就真的给自己定一个任务,通过慢、难、超的方式进行多次检查,建立一个真正的模范机构,不仅仅因为官阶和职位而受到大家的尊重。

如果你没有耐心,如果你不打算花几年时间去做这件事,最好根本不要做。

在我看来,应该选择几个我们在高级劳动研究所之类建立起来的机构,检查一下他们是否在完全认真地工作。只有他们的工作真正符合现代科学的水平,使我们能够得到现代科学提供的全部成果,我们才能继续工作。这样,指望在几年内建成一个有能力的机关就不是白日梦了;能力意味着赢得工人阶级、俄罗斯和我们共和国所有居民的信任,并逐步和坚持不懈地努力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

这方面的准备工作现在可以开始了。如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同意这个改造计划,它现在就可以开始采取准备措施,以便有秩序地完成这项工作,而不急躁或拒绝重做已经完成的工作。

在这里,任何不完整的解决方案都是极其有害的。任何基于其他考虑的工农检查院的建立,本质上都是基于旧官僚、旧偏见、已被批判并引起嘲笑的观点的考虑。

本质上,这里的问题是:

要么现在就表明我们在国家建设上真的学到了东西(五年后是时候学点东西了);要么承认我们还不够成熟,那就不用做了。

我想,就我们现有的才能而言,认为我们所学的足以有条不紊地重建一个人民委员会,这并不卑微。是的,这个人民委员会部门应该可以决定我们整个国家机关的面貌。

现在发一个征文通知,试着写两本或更多的关于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的教科书。我们现有的叶尔曼斯基的书可以顺便作为依据,虽然他明显同情孟什维克主义,不适合写适合苏维埃政权的教科书。其次,克尔任采夫不久前出版的书也可以作为依据。最后,现有的一些专门参考书可能会有用。

派几个知识渊博可靠的人去德国或英国藏书,研究这个问题。我提到英国是因为我认为把人送到美国或加拿大可能是不可能的。

成立委员会,为工农检查院工作人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起草考试初步大纲。

这些工作和其他工作当然不会使人民委员为难,也不会使工农检查院部长委员会或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为难。

同时要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物色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人选。我相信,在各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苏维埃学校的学生中,有足够多的候选人来担任这个职务。事先排除某一类人不一定正确。最好能让这个机构有各种人员。在这个组织中,我们应该设法结合各种素质和不同的优势。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拟定候选人名单。比如新的人委部门,如果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人组成的,假设是官僚的人组成的,或者排除调动的人,或者善于沟通的人,或者深入自己不熟悉的人,那就太可怕了。

* * *

我想如果我把我的计划和一个学术机构进行比较,我的意思会更明确。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必须在自己的主席团领导下,定期检查政治局的所有文件。同时,他们要适当分配自己的检查时间,以便检查我们机关(从最小的分支到最高的国家机关)的办文制度。最后,他们的工作范围包括研究理论,即如何组织将要做的工作,以及在老同志或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老师的指导下实习。

但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局限于这种学术工作。除了这些工作,他们还得学习做其他工作。这种工作,我可以直白的说,不是要学会抓骗子,也是要抓这种家伙。同时,他们必须想出特别聪明的方法来掩盖他们的攻击、方法等等。

这样的提议会引起西欧国家机关前所未有的不满、道德愤慨等等,但我希望我们没有官僚到采取这样的态度。在我国,新经济政策还没有被尊重到让人一想到抓人就生气的程度。我们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间不长,却积累了这么多种糟粕。不太可能有人一想到要用一些巧妙的招数就生气,有时候会用追根溯源或者曲折侦察的方法。如果有,可以相信我们都会开心的嘲笑这样的人。

我们希望我们新的工农检查院能摆脱法国人所谓的假正经,我们可以称之为可笑的装腔作势或可笑的傲慢。它最适合我们的官僚,无论是苏联的还是党的官僚。顺便说一句,官僚主义不仅存在于苏维埃机关,也存在于党的机关。

我上面说了一定要在先进劳动组织学会之类的机构学习,但这并不代表我把这种“学习”理解为有点像学校式的学习,或者说我的想法仅限于学校式的学习。我希望没有真正的革命者会怀疑我,说我不承认这里所说的“学习”包含着某种半开玩笑的手法,某种别出心裁,某种诡计之类的东西。我知道,在西欧那些严肃的国家,这种意见肯定会让人民震惊,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官员会允许讨论它。但我希望我们不要那么官僚,在这里讨论这样的意见只会让人感到高兴。

真的,为什么不把愉悦和收益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能用某种笑话或者半笑话来揭露那些可笑、有害、半可笑、半有害的现象呢?

我想:如果我们工农检查院研究这些思路,会受益匪浅;把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或其在工农检查院工作的同事们取得几次辉煌胜利的非凡案例记录下来,就会增添我们未来的“工农检查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许多奇遇,以及那些在枯燥的教科书中不易提及的地方发生的事情。

* * *

怎样才能把党的机关和苏联的机关结合起来呢?这里没有不允许的东西吗?

这个问题不是我想问的。我在上面说过,官僚主义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苏维埃机关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党的机关中。这个问题是代表我在这句话中暗指的那些人提出的。

真的,为了工作利益,为什么不把两个机关合二为一呢?在外事人民委员会等人民委员会部门,这种组合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从一开始就这样做了。有人没看过吗?为了挫败对外战略(姑且这么说吧),我们在政治局不是从党的角度讨论过很多用什么“招数”对付外国“招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吗?这种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的灵活结合,难道不是我们政策的巨大力量源泉吗?我认为,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和既定的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做法,在这个部门中不容置疑的至少同样适用于(我认为它更适用于)我们所有的国家机关。工农监察院最初是为我们一切国家机关而设的,其活动应无一例外地涉及一切国家机关:地方的、中央的、商业的、纯官方的、教育的、档案的、戏剧的等等。——简而言之,所有器官无一例外。

为什么不能允许一个活动范围如此广泛、活动方式非常灵活的机关,以特殊的形式把党的监察机关和苏联的监察机关合并起来呢?

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障碍。而我认为这种组合是顺利工作的唯一保证。我想,只有在我们国家机关那些布满灰尘的角落里,才会有人怀疑这一点,这种怀疑只能一笑置之。

* * *

还有人怀疑把学习和商业结合起来是否合适。我认为这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必要的。总的来说,虽然我们对西欧的国家制度采取了革命的态度,但我们仍然受到它的许多最有害和最荒谬的偏见的感染。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爱的官僚故意让我们感染了这种偏见,他们一次又一次故意在这种偏见的浑水中摸鱼;他们浑水摸鱼已经猖獗到只有我们这些盲人看不到了。

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所有领域,我们都是“极其”革命的。然而,我们的“革命性”在尊重老板、遵守办公室的形式和礼仪方面,往往被最腐败的老套习惯所取代。在这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跃进和对微小变化的惊人恐惧都是。

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它是长期以来作为理论研究对象的领域,取得了最勇敢的进步,它是主要在理论上甚至几乎完全在理论上培育的领域。俄罗斯人避开令人厌恶的官僚主义现实,在国内酝酿非常大胆的理论思想,所以这些非常大胆的理论思想在这里是非常片面的。在这里提出一个总体思路的理论勇气和在琐碎的办公制度改革中惊人的胆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以无与伦比的勇气进行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极其伟大的土地革命,但我们在极其微小的办公制度改革中缺乏想象力或耐心,并在这一改革中应用了在普遍问题上具有“辉煌”效果的普遍原则。

因此,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非凡的勇敢行动和对最小变化的恐惧惊人地同时并存。

我认为任何真正伟大的革命都是如此,因为真正伟大的革命产生于旧事物与改造旧事物的意图和追求新事物(甚至不是一点点旧事物)的抽象欲望之间的矛盾。

这场革命来得越猛烈,许多这样的矛盾就会存在得越久。

* * *

我们现在生活的总的特点是这样的: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工业,试图彻底摧毁中世纪的设施和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了小农和极小农,他们因为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成果而追随它。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在更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之前,我们依靠这种信任并不容易,因为小农和极小农,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必然性,仍然停留在很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上。此外,国际环境也将俄罗斯抛回到过去的水平。总的来说,现在中国的国民劳动生产率比战前低得多。西欧资本主义列强半自觉半自发地千方百计把我们抛回到过去的水平,利用俄国内战中的各种因素,尽可能地摧毁我们的经济。当然,在他们看来,结束帝国主义战争是最有利的:即使我们不能推翻俄国的革命制度,至少它也很难发展成社会主义。——掌权者大概就是这么想的,也忍不住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结果,他们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他们没有推翻革命创造的新制度,但也没有让新制度一下子大踏步前进,以此来印证社会主义者的预言,使他们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自己的一切潜力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直观而明确地向所有人证明,社会主义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人类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前途光明。

国际关系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这样:欧洲有一个国家被战胜国奴役,这就是德国。第二,一些国家,以及西方一些最古老的国家,能够利用他们的胜利向他们的被压迫阶级做出一些适度的让步。毕竟,这些让步延缓了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导致了类似于“社会和平”的局面。

与此同时,东方的许多国家,如印度和中国,由于最近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已经完全被抛出了正常的轨道。这些国家的发展已经完全符合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方向。在这些国家,整个欧洲的动荡开始出现。现在全世界都很清楚,这些国家已经被卷入了不能不在全世界引起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进程。

所以,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中国的经济破坏下,我们能不能支撑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但是,这些国家不会像我们之前预期的那样完成这个发展过程。他们将不是通过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的均衡“成熟”,而是通过一些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剥削,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的剥削,对整个东方的剥削,来完成这个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东方终于加入了革命运动,终于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显然,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策略:为了保住我国的工人政权,为了维护工人政权在我国小农和极小农中的威信并领导他们,我们必须极其谨慎。现在全世界正在进入一场必然导致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这场运动对我们是有利的。但对我们也有不利之处,就是帝国主义者把整个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而且这种划分更加复杂,因为德国这个真正先进、文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很难抬起头来。所有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都在啄它,不让它抬起头来。另一方面,拥有数亿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受剥削劳动人民的整个东方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其体力和物质资源无法与西欧任何一个小得多的国家相比。

我们能避免未来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吗?过去东西方反革命阵营的矛盾,东西方剥削者阵营的矛盾,日美之间的矛盾,使得西欧反革命势力为帮助俄国反革命势力而发动的进攻失败了。难道我们现在还能指望西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东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像过去那样拖延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这样的:这里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很多情况;总的来说,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最终在资本主义本身的训练和培养下奋斗的事实,才能预见奋斗的结局。

归根结底,斗争的结果取决于以下几点:俄罗斯、印度、中国等构成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些人口中的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可能对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有丝毫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绝对有保证的。

但我们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必然性。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俄罗斯,我们的俄罗斯苏维埃政权为了防止西欧反革命国家对我们的扼杀而应该采取的策略。为了保证我们能在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和革命的民族主义的东方存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也和东方一样落后,但是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会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这个多数必须能赶上文明的建立。我们的文明水平还不足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尽管我们已经有了这样做的政治前提。我们必须坚持这一战略,或者说,为了自救,我们必须采取下列政策。

我们应该努力建设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工人可以保持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通过大力节约来消除他们社会关系中的任何浪费痕迹。

我们应该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厉行节约。我们应该清除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留下的一切浪费痕迹。

这不就是农民受限的世界吗?

我不会。只要我们能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通过大力储蓄来节省我们国家的任何储蓄,以便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泥炭水力采矿业,完成伏尔加霍夫水电工程326,等等。

我们的希望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个比喻——从一匹马跳到另一匹马,也就是从农民、庄稼汉和穷人,从破产的农民国家跳到无产阶级寻求和不能不寻求的国家,跳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

在我看来,我就是这样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战略、我们的总体计划等等,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任务联系起来的。我看,这就是为什么要特别重视工农检查院,把它的地位提高到特别高的水平,使它的领导有中央的权利。

原因是,只有彻底清洁我们的器官,减少一切不是绝对必要的东西,我们才能非常自信地坚持下去。而且,我们将能够坚持下去,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上,不是在这种普遍限制的水平上,而是在不断进步和向大机器工业进步的水平上。

这是我向往的工农检查院的崇高任务。这就是为什么为了工农检查院,我打算把一个最有声望的上层党报机关和一个“普通的”人民委员会部门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