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白糖吗?

古代主要是蔗糖,但基本都是白糖。

白砂糖

白糖和绵白糖都叫白糖,蔗糖含量一般在95%以上。白糖均匀整齐,坚硬,松散干燥,无杂质。是糖中含蔗糖最多、最纯净的品种,也是一种容易保存的糖。

根据现代考古的成果,早在史前时期,人类就已经知道如何从天然物质中获取甜味食物,如蜂蜜、鲜果等,但这些甜味食物只能算是天然物质,不能作为人类的加工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类制糖业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早期制糖、手工制糖和机械化制糖三个阶段。这是世界糖业发展的大趋势,中国是这种大趋势的典型国家。早期的制糖工艺在我国起源很早。据考证,早在商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知道甜食是由谷物制成的。西周的诗集《诗经》中有“周元的诗如火如荼,紫罗兰如火如荼”

这首诗的意思是,在遥远的西周祖先的远古时代,周人向西迁移到周元(今陕西岐山),那里的土地非常肥沃,连野菜都像糯米一样甜。据此可以知道,至少在西周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这种东西。所谓麦芽糖,是一种由谷物制成的淀粉糖,现在俗称麦芽糖,又称麦芽糖。历史事实证明,早在蔗糖出现之前,麦芽糖作为一种甜味食品,食用已经非常普遍。焦糖的制作是将谷物的淀粉与麦芽混合后糖化煮沸形成的粘稠状产品,在民间广为流传。从西周到唐代的史书中都有很多关于吃和制作的记载,其中以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姚敏书赋》最为详细,即使在今天,一些家庭作坊仍在使用古老的传统工艺生产和供应市场。

在甜食中,蔗糖比麦芽糖更重要。世界上有两个蔗糖的发源地。一个是古印度,从古书《吠陀经》就可以知道。另一个地方是古代中国。最早的文字资料见于战国末期爱国诗人屈原(有人认为是宋玉)所作的《招魂》。其中有一句“勉甲鱼射羊肉,有一些浙浆”,意思是在做甲鱼、炒羊肉这些美味时,要撒一些“浙浆”调味。所谓浙浆,是指甘蔗榨出的甜汁,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在战国末期,南方的楚国不仅有甘蔗种植,而且人们在烹饪食物时,已经能够知道如何将甜汁榨出来作为调味品;因为《招魂》这首诗描写了民间常见的招魂习俗和礼仪,同时描写了民间常见的米、麦、鸡、牛等食物,足以说明当时甘蔗制品的提取和食用相当普遍。

到西汉时期,甘蔗制品的应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刘欣的《西京杂记》中曾提到“闽越王五赠、石米”

所谓石蜜,是指以甘蔗为原料制成的固体制品,相对于战国晚期的液体“浙浆”而言,应该是一种技术进步。高帝指的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可见汉初的蔗糖制品还是比较少见的,不然也不会作为贡品呈献给皇帝。当然,浆在汉代依然存在,只是功能有了进步。丁原五年(112)十一月,汉武帝在甘泉宫祀奉,令司马相如等数十人作诗赞颂,合编《郊祀歌》十九章,其中有“太尊哲江析岬”一句

。甘蔗汁可以用来消除你早上残留的酒。于是,最迟在西汉中期,人们就使用甘蔗汁,甘蔗汁不仅是一种常用的调味食品,还经常用于解酒。

也是这个司马相如,他的代表作《子胥赋》在描述楚国物产如何丰富时,也有“各种甘蔗”的文字表述,其中“各种甘蔗”就是古香蕉,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各种甘蔗”就是甘蔗。这表明,在司马相如在世的西汉中期,甘蔗汁的消费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人士的一种普遍现象。

我们可以认为,在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蔗糖的生产和消费应该是相当普遍的,不仅在司马相如的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在同时代的其他人身上也有出现,比如东方朔的《神经》:“南方的森林...多汁,甜如蜜,而且它的汁液是湿润的...而且对人的伤害更大。能减多受益少的是甘蔗,所有的甘蔗都可以。

“”这个词逐渐被写成了“甘蔗”。既指出了甘蔗植物的起源,又指出了“糖品多了会伤人”的科学结论,与当代医学中不应多吃糖品的观点相一致。据此,笔者认为,如果不是蔗糖食品的相应普及,当时的人们是不可能知道“糖品多了会伤人”的医学知识的。

现代考古成果也值得一提。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糖稗”的记载。笔者认为,可以放在竹稗里,无疑是一个坚实的成品。这不仅是战国时期液体“浙江”在技术上的一大进步,也是汉初越南国王向皇帝高赠送的贡品Shimi的进一步普及。

东汉张衡写的《七辩》,其中有“沙与蜜”的标题。所谓“沙浆”是指结晶糖制品。我们知道,淀粉糖是有粘性的,除了蔗糖不可能有第二种替代品得到结晶糖食品。应该说,至少在东汉时期,人们已经可以食用带有糖的雏形的蔗糖制品。西汉末年刘的《张明》说:“藤虽皆甜,欲粘乎难,人不能自喜。

在碑文中,刘向用甘蔗的特性作为人们常识的类比,可见甘蔗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2.三国至唐以前的食糖简介

《三国志》和《武志》中记载,吴主孙良曾经让黄门(一个官员)吃胶州献上的“甘蔗”。所谓甘蔗,也就是蔗糖。如果说战国时期屈原所知的“浙浆”还是一种稀薄的液体蔗糖,那么三国时期的“蔗汁”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蔗糖了。它的形状是刻意粘粘的形状,柔软度更适合人的消费。它的意义就像今天人们吃软糖远远多于吃硬糖一样,比起战国时期确实是一大进步。此外,这一记载明确告诉后人,“蔗瑙”的原产地是胶州,即现在的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因为甘蔗是热带亚热带植物,三国时期的“甘蔗”出自胶州,符合甘蔗的生长特点。

韩吉是晋代“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孙子。他的《南方植被》一书说:“当所有的甘蔗都叫甘蔗时,交叉脚趾而生的人有几寸长,颇似竹子。休息一下,吃得很香甜。取(榨)它的汁,在太阳下暴晒几天,变成果肉。当它在口中释放时,它被称为石蜜。

“这份记录清楚地显示了甘蔗的起源和当时蔗糖的生产方法。同时,古代《华南八郡志》(今佚文,唐宋仍存)有这样的记载:“榨甘蔗汁时,露石蜜。“这和《南方草木》中的记载基本一致。“华南”一词指的是古代南方的广大地区。最早见于《舒威李寿传》:“建宁王封(李寿),南十二郡为建宁国”。今天,当时的建宁国就是云南的曲靖地区。至于它的具体制作过程,就靠太阳的暴晒了。这种生产方式可能会受到制盐方式的影响。液态的蔗髓在阳光的暴晒下,在光合作用和蒸发的作用下,形成固态的晶体,这与后期蒸煮产糖有着本质的区别。

东晋陈箓所著《祭法》一书,其中有“用甘蔗作冬祭”的记载

这是我国古籍中首次使用“甘蔗”一词。和西汉的“喆喆”一样,来源于嚼甘蔗时的“嘴扎”二字。陆谦当代著名画家顾恺之酷爱甘蔗,但他总是用不同的方式把甘蔗从头到尾吃掉。每当有人惊讶地问他,他的解释都是“变好了”

。虽然顾恺之的吃法在今天无可非议,但它让我们知道,人们直接食用甘蔗在东晋时期也是相当普遍的。

东晋另一位学者陶弘景写了《名医录》,其中记载:“蔗叶江东胜,庐陵亦有好人。广州有几年了,都跟竹子一样大,有一尺多长。以果汁为沙糖,对人非常有益。”这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至少在公元6世纪的古代中国,“缎子”就已经制成了。所谓沙糖,是指外表呈沙砾状的冰糖,与我们今天每天吃的糖没有太大区别。

到了唐代,蔗糖的生产出现了新的模式。由于甘蔗的广泛种植和消费,原有的日晒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国外,寻求更好的生产方式。《新唐书》中,唐太宗在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将其留给“莫结他国”去摸索煮糖的方法,然后下令在扬州上工试制当地种植的甘蔗。成品的色泽和口感都远远好于其他国家的莫姐。

当时人们称之为“沙糖”,又称“霜糖”。“摩揭陀”是古印度的一个奴隶城邦。在印度比哈尔邦南部,一度统一了整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最为强大。在四世纪的笈多王朝时期还是印度的强国。中国的金、唐僧、玄奘等人都来过这里。摩卡的蔗糖生产方式比较先进,是利用火的热能作为蒸发方式来生产,所以生产周期比较快。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唐太宗派人千里迢迢去取佛经,比玄奘去天竺还要实际。

取莫姐的制糖法时,扬州种植的甘蔗成为制糖的最佳原料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扬州并非今天地理上的扬州地区,而是指唐初扬州所辖的岭南东西两路,即今天的两广。由于岭南甘蔗味道甘甜多汁,品质远胜西域的莫结他国,所产蔗糖在口感和色泽上都远胜莫结他国产品。

从上面可以看出,“沙糖”一词出自初唐,因其河沙形状而得名。今天,我通常写“糖”。因其白霜色,当时又叫“霜”。我们知道,现在的糖可以分为白糖和红糖。从制作工艺上看,白糖远比红糖复杂。由于唐代的糖已命名为“霜”,颜色为白色或接近白色,可以认为唐代的制糖工人已经掌握了一整套糖的提纯和脱色工艺,其生产工艺应该与今天的现代生产工艺相差不远,没有一定的化工知识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霜糖”制作的关键是脱色。据《新唐书》记载,唐高宗李治上元元年(674年),国内制糖者发明了“滴制法”对蔗糖进行脱色。方法是将甘蔗汁煮沸到一定浓度,然后倒入一种叫“瓦柳”的漏斗状陶器中,从顶部倒入黄泥。从现代技术的角度,用黄泥作为吸附脱色剂来制备白糖。这种方法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蔗糖生产已经能够采用接近现代化学脱色的生产方法。

综上所述,我国蔗糖生产起源于战国时期,定型于唐初。这是有记载的历史,应该是基本结论。

第三,宋代以后人们对蔗糖的消费和生产。

宋代陆游《旧学寺笔记》说:“中国无沙糖,唐太宗时为外国所付...至此,中国已有沙糖。”此后,一些谈论中国糖史的人,往往以此为依据,认为中国的糖始于唐初。但这个理论其实并不准确。早在汉代就出现了“沙糖”一词。东汉名医张仲景用“沙糖”配制“青木香丸”;南北朝时,陶弘景写《本草笔记集》,有“以(蔗)汁为沙糖,甚益于人”之说。可以看出,中国在初唐以前就有了原始的结晶糖,但唐太宗派人向西域其他国家学习相对先进的制糖技术后,中国的食糖生产得到了一个大的飞跃。

可以认为,我国蔗糖生产真正发展是在唐宋时期,宋代的成就可能更大。据宋代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宋代蔗糖的产地主要在唐宓(今福建福清县东南)、思明(今浙江宁波)、番禺(今广东)、广汉、遂宁(今四川),其中遂宁的品质最好。远在唐代,有一个叫邹的和尚,住在遂宁(今四川)以北20英里的歌山,教当地居民黄制作冰糖。北宋时期,庐山地区的人民广泛种植甘蔗,导致该地区十分之四的居民以种植甘蔗为生,十分之三的居民以产糖为生。也就是说,宋代遂宁大部分居民的就业都与蔗糖有关。遂宁产的蔗糖当时叫糖霜,所以是白色晶体。

当时遂宁种植的甘蔗主要有四个品种,分别是杜蔗、蔗、横蔗和红蔗。其中,红蔗又名“昆仑蔗”,主要用于生食;甘蔗,又叫“收割的甘蔗”,可以用来做沙糖;西藤可以做糖衣,但是因为颜色不是纯白而是略淡,所以当地价格不高;只有杜甘蔗最好吃,又甜又粗,用来做糖衣。其色白如霜雪,故价最高。

在种植甘蔗方面,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甘蔗的种植是土壤肥力损失最大的,所以第一年种植甘蔗的田地,第二年必须全部改种粮食,让土壤肥力得到休息,否则不会获得好收成。

在蔗糖的生产中,记载有专门的生产工具:甘蔗切割器和甘蔗镰刀用于切割甘蔗;有堆放甘蔗的专用蔗凳;蔗汁由甘蔗压榨机、压榨桶和压榨床压榨;每个工具都有其特定的功能。

北宋宣和初年,王乃创立迎凤司,专门负责各地向朝廷进贡。其中遂宁主要是每年缴纳几千斤贡品。宣和末,盈丰公司倒闭。当时的都城汴京,很少见到遂宁出产的蒙砂制品。

宋代遂宁产的霜降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在宋人的诗词中就可以体现出来。苏东坡曾在北宋游览过润州(今江苏镇江)的金山寺,遂宁有个叫元宝的和尚是寺里的住持,于是东坡写了一首诗赠云:“涪江与钟灵同水。冰盘推荐琥珀,美如糖衣。”因为东坡知道元宝是遂宁人,自然想到了遂宁的特产冰糖,因为很明显遂宁冰糖在当时的知名度很高。

苏东坡同时代的黄庭坚也写过一首很搞笑的关于糖粉的诗。这是诗人在戎州(今四川宜宾)品尝遂宁冰糖,觉得无比美味而写的诗。他特地给自己在子洲的朋友雍熙长老寄了一包,在信中写道:“远寄甘蔗膏,不如寄崔子的晶盐。正宗扫自谁说我的舌头还能伸到鼻尖。”在这里,黄庭坚用了一种夸张的装饰手法,用舌尖舔鼻尖,突出糖衣的美味。

到了明代,宋写了《起事》,其中“甘瘾”一章也详细描述了种植甘蔗和制糖的各种方法。有些地方的描述甚至比王拙的《糖霜谱》还要详细。比如用石碾多次压榨取汁的方法,符合现代制糖工业采用的多次压榨原理;此外,在甘蔗汁的澄清中,书中描述的石灰法的生产原理仍在现代制糖生产中使用。

最迟在唐宋时期,中国的蔗糖生产技术开始向海外传播。据日本大仓龙治所著《冲绳千年史》记载,公元754年,真僧东渡助桑,将制糖技术带到了日本。元代意大利人凯尔·波罗(Kyle Polo)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提到,中国福州、泉州的制糖业非常发达,远销海外。大约两三百年后,明朝中期,从中国移民过来的侨民将制糖技术传播到了东南亚的菲律宾,再漂洋过海传到了夏威夷等地。至于西欧国家的蔗糖生产技术,在公元七世纪由印度通过阿拉伯人传入西班牙、意大利等国

据记载,西方国家对糖的研究始于16世纪中叶。1747年,德国化学家A. magra首次从甜菜中分离出单糖,但受到关注。直到1786年,马格拉的学生F·哈尔德(F Hald)在柏林郊区成功种植甜菜,才促使他利用老师的科研成果从甜菜中提取单糖。在化学结构上,这种单糖与蔗糖一致,因此认为Hald从甜菜中提取了蔗糖。1799,哈尔德官方发文,宣布了这一消息。1802年,哈尔德在西里西亚的库内内建立了第一家甜菜厂。1822年,法国化学家佩恩用脱色吸附剂提炼甜菜糖。

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外国才开始用自己发达的生产技术制造糖制品,比我国唐朝初年晚了1000多年。

至于中国近代的机械化制糖,基本走的是“拿来”之路。清光绪四年(1878),英国商人怡和在香港创办了中国精制糖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制糖企业。机器购自英国,精制糖由本地糖生产,日产量4000吨。第三年,该公司在广东汕头尸佼镇开设了一家精制糖厂,以满足内地的需求。此外,由英国商人经营的香港太古洋行也创办了太古糖业公司。后来,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商人来到中国设厂制糖。然而,由于社会动荡和其他原因,这些糖厂很快相继倒闭。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东北地区开始种植甜菜。光绪三十四年,阿城糖厂建成投产,日加工甜菜350吨,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机械化制糖的民族企业。1915又建了一个同样规模的呼兰糖厂。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可以认为无论是甜菜还是甘蔗糖厂;无论是外资还是国资设立,都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而国内的土糖屋、土糖屋、小作坊的制糖方式,依然遍布城乡。

20世纪30年代至建国前,广东、广西等地的军阀试图通过建立糖业来充实自己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兴办机械化糖业。就广东省而言,每天可以生产7000吨蔗糖。但由于局势动荡,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大部分糖厂最终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