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思想的三种历史形态和三种现代形态

知识社会学证明了人类社会有两种形态: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前者的职能是维护当前的秩序,而后者是反对这种秩序。人类历史的变迁和演进可以表现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在观念维度上的振荡。乌托邦取代了意识形态之后,就变成了意识形态,创造了自己的对立面。”所谓意识形态是指“那些维持现行秩序活动的思想体系”,所谓乌托邦是指“那些产生改变现行秩序活动的思想体系”。按照曼海姆的思路,即探索人类思想混乱的基本因素和过程。

为此,曼海姆首先讨论了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成为问题的。人类思想史上一个重大节点的出现,源于人们对教会建立的“客观世界秩序”的价值观的崩溃。对存在与意识关系的探索,在与客观世界秩序发生矛盾后,走向客观世界的另一极,即偏向主体的一极,即走向以主体为起点的人类认知行动。从此,人类开始有了强烈的主动和休息意识,也开始了发现世界的旅程。这种主体意识的产生最终成为理性主义的源头。之后人类似乎对向主体倾斜的模式矫枉过正,于是又回到向客体倾斜的道路上。这一次从主体极到客体极的偏离,见证了自然科学的逐渐崛起。《通往对象之路》之所以广受好评,让人开始意识到主体并不完全是安全的起点。[1]

在经历了从客体到主体,再从主体到客体的背离之后,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要节点开始成形: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出发点究竟应该偏向客观世界还是主观认识开始模糊。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模糊性可以反映在认知取向完全不同的心理学分支的出现上。在这种深刻的断裂中,曼海姆认为,走出这种认知困境的前提是认识到这样一种实践情境:“外物的世界和心理经验的世界是在不断流动的。”专注于个体心理是无法分析这个流动的世界的。在此背景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它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嵌入作为个体的群体生活背景,以便理解流动的事件,也就是说,社会学诞生的原因及其努力的方向是在主体偏见与客体偏见的非此即彼的认知关系中增加第三种方法。这种方法看似妥协,实则是思想史上的重大发明。它标志着探索社会和人类的新方式,结束了人类作为个体在思维上的习惯。

基于社会学产生的原因,曼海姆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思想史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依靠对对象的不同偏见,而是找出为什么会有对对象的不同看法。因此,曼海姆抵制只关注外部可测量关系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向。在此基础上,曼海姆给出了对社会科学基本命题的理解:“组成一个事物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在本质上比完全外在形式化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更容易理解。”这不仅否定了有人认为他的观点是相对主义的指责,也说明曼海姆本人认为,在研究中个人态度和意志的介入是有可能理解世界的来源的。[1]

曼海姆认为,任何概念都有其诞生的土壤,而不仅仅是个性化的创造。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曼海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开始了他对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思想历程的分析。

在第二章《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分析中,他主张避免从心理层面将特殊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为刻意的谎言,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作为一般概念来考察。在这里,曼海姆试图展示他所倡导的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任何研究者,在进入这条道路的时候,都必须认识到,他的带有价值预设的立场,并不一定比他的对立的价值立场更好。因此,曼海姆将知识社会学视为“怀疑的系统化”。曼海姆在梳理意识形态为什么成为意识形态的时候,也追溯到了“意识本身”萌芽时的启蒙运动。这种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雏形是意识形态总体概念发展的第一阶段。意识形态概念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由黑格尔完成的。他把民族精神注入到这个普遍的概念中,于是思想史上开始有了分化的意识成分。于是“民族精神”这个概念开始进入历史。第三阶段意识形态概念的形成,是由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意识本身向更具体的主体过渡。民族精神的观念深入人心。第四阶段是熟悉阶段。这时,“阶级”取代了“民族”,成为决定社会结构的更重要的基本单位。这一过程清晰地展示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一般概念是如何进入历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不同的人感知的。表明这一渊源,是理解今天一切意识形态之争的基础和前提。[1]

在该书的第三章中,曼海姆对科学政治的前景进行了详细的个案研究,以阐明社会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行为科学诞生的前提下,政治学研究者观点背后的动机和利益不能脱离研究对象,这导致了专门政治学的不可能,因为它的建立违背了研究者思想的不同结构应该独立于所研究的行为这一基本假设。他分析了19世纪和加世纪最重要的五种理想类型,分析了它们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他作为科学根本观的政治行为的巨大影响。从这些不同的立场中,他总结出一个由各种观点综合而成的社会学问题:当他认为政治学直接受到观点和立场的影响时,似乎政治学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困难变得最明显,我们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在这一转折引发的两种新的可能性中,建立党校教授党的观点的可能性已被果断排除,剩下的道路与曼海姆在本书第一章所宣称的立场是一致的。这种可能性,是建立在与党的基本特征完全相反的立场上的,因为正是由于对立观点和立场的呈现,才有可能成为科学的政治学,因为正是这些相互冲突的立场给了我们覆盖整个政治领域的可能性,因为只有这种多元的立场才给人以全球视野。在这种判断下,我再次看到曼海姆自己的立场:正视并理解各种观点背后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回避,才能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事物。[1]

在第四章中,曼海姆关注乌托邦,一个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概念。曼海姆确定了乌托邦思想的几种主要类型:千禧年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 * *产品主义。在曼海姆看来,看似属于完全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几种学说,不过是乌托邦思想的不同阶段。而它发生的时间越接近今天,它的乌托邦就越弱。所以越是后期形成的乌托邦思想,越是表现出更接近历史-社会进程的特征。因此,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是乌托邦精神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而日常世界中那些逐渐远离乌托邦的概念,无非是一些从早期乌托邦思想转变而来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又回到了曼海姆在第一章提到的主题,即所有现代概念。所有这些都是那个老问题的变种。

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曼海姆为《社会学袖珍词典》写的一个关于知识社会学的条目。这个词条作为一个框架,与之前的风格不同。知识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年轻分支,旨在探讨“知识与存在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人类思想发展中的表现”。具体来说,它的研究问题是:“社会结构从何时何地开始在判断的结构中体现出来?从什么意义上说,前者具体决定了后者?”为了回到问题本身,知识社会学更关心其研究对象的观点产生和影响的政治历史环境,以及这种环境为什么影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