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哲学中的“物”一词指的是生产方式,是社会事实。

“唯物史观”中的“物”是什么意思?

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教授的指导下,我们的学术前辈吴恩裕先生完成了一篇重要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马克思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与1840-1848时期的言论参照》。与拉斯基手下的其他中国弟子不同,吴恩裕没有像罗隆基、王造时那样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和实践,而是对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吴恩裕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事物不是实体性的物理存在,而是关系性的生产方式。由此,他进入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层面,这正是同时期正在生成的教条主义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所错过的第一个正确的逻辑入口。在此,本文追溯和探讨了70多年前吴恩裕前辈们关于唯物史观的这些重要观点,以期在当今学术界得到进一步的反思和思考。

一、马克思方法论的认同

吴恩宇博士论文写于1937-1939。从他的基本思想和写作来看,他可能没有直接受到前苏联斯大林教条主义的传统解释框架的影响,也没有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意图,这在当时的欧洲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气候。他声称:“我只是对马克思的理论做纯学术研究。”平心而论,这似乎是英国式的一般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进入吴恩裕理论框架的一个立足点。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吴恩裕的论文写于20世纪30年代末,并且他明确标注了主要关注马克思1840-1848的文献,但他并没有关注青年马克思1932年发表的经济哲学手稿,因而遗漏了一篇。同时我也观察到,吴恩裕几乎不引用青年马克思在1845之前写的文本,除了《神圣家族》和《给卢格的信》,后面的文本,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之外,更多使用的是马克思中后期的经济学著作,比如

通读全文,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论文的前三章。下面,我们来看他在论文第一章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总体分析。

首先,我注意到吴恩裕当时已经深刻认识到,马克思的方法之所以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恰恰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的一种形式,它不是静止的状态:它有它的过去和未来”。正是因为斯密、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忽视了资本主义交换方法的特殊历史性质;误认资本主义的交换方式是自然界为任何社会任何状态永久确定的唯一交换方式。没错。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这些经济学家(和启蒙运动以来的所有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看作是人类存在的自然(自然)形式,是永恒的东西。回到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原始出处,他的原话是:“经济学家运用他们的判断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系统:一种是人造的,另一种是自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自然的。”所以“以前有历史,现在没有历史(ainsiil y a eu de l 'histoire,maisil n 'y en a plus)。真正的社会历史性构成了马克思方法论的独特视角,这是一种正确的定性。

但是,吴恩裕认为,马克思的方法论首先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的关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是一切现象的历史经济动因”。可惜,这显然是一种不准确的理解。马克思方法与经济决定论的同质性是对第二国际的曲解。可能,这与20世纪30年代欧洲马克思主义界同时封锁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特定历史情境有关。

其次,按照吴的解释,马克思的方法是所谓“历史”加“唯物主义”,或者直接说,是“经济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在这种方法中,马克思“不仅用材料解释概念,而且用经济动机研究概念的产生”。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学术环境,真实性是交织在一起的。需要认识到的是,这里的“历史”不再是马克思的哲学历史性,与吴恩裕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不同,而是一般社会历史的意义,而“历史”加“唯物主义”的逻辑,就像传统解释框架中的辩证法(黑格尔)加“唯物主义”(费尔巴哈)一样,过于外在和简单。当然,从内容上看,吴恩宇这里认为的第一个结构层是深刻的,因为这是他直观感知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原理的一个重要变化,不是物质决定概念,而是经济动机制约概念的生成。应该说,吴恩裕的正确认识在于他发现了马克思从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到新世界观的社会存在制约论的转变,但在他的第二意图中,他犯了第二国际普及马克思的狭隘唯物史观的错误。在马克思看来,他确实指出了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动机决定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存在的性质(经济社会形态),进而制约着人类的整个观念世界。然而,在根本没有经济动机的人类原始部落生活中,经济从何而来?同时,吴恩裕还指出,马克思在对社会生活的整体分析中,把社会上层结构的各种变化都归结为经济动机。从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看,这是对的,但现代经济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没有位置的,这个判断也会是错误的。这种误解与我们长期以来脱离了马克思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的具体语境有关,马克思只是描述了社会结构的特殊运行规律及其在经济社会形态中的变化,而人们却将其概括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里当然不能怪这位70年前的老前辈,只是在进入他特定的历史思维结构时划一些界限,防止思维越界。

第三,吴恩裕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解读是基于他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深刻理解。在他看来,马克思对现实的理解不同于以往一切旧形而上学,因为我们对对象、感性和现实的理解只能建立在作为感性活动的物质实践的基础上。这也是前面提到的马克思新哲学中“不是物质概念决定的”的文本依据。吴恩裕说:“马克思在现实问题中加入了‘实践’的概念,这与传统形而上学无关。因为玄学的内容都是关于一些抽象的范畴,比如心、物等。,它无意跳入实用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新哲学恰恰是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吴恩裕在这里的判断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马克思是颠覆形而上学的第一人。吴恩裕具体举了一个近似逻辑实证主义路径的例子:与形而上学只关注X、Y、Z等独立的对象(心灵和物质)不同,马克思更关注的是改变世界,即通过实际应用(A,applications的简称),使独立的X、Y、Z成为Xa、Ya、Za。这个重要的结构层次对于理解后面更深层次的思考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如果说“形而上学没有相关的事实,而是纯理论的抽象体系”,马克思的方法则侧重于“分析事实,分析事物的本质及其关系”。请注意,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事物本质及其关系非常重要。也是我们进入下一步,吴恩裕理解的唯物史观的核心结构层的关键入口。

二、唯物史观中的东西是什么?

在论文的第二章,吴恩裕明确指出,马克思真正的“自足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是一回事。有趣的是,他明确反对将马克思哲学视为“包含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理论”,尤其不能容忍将辩证法视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说法。

为什么?吴恩宇给出的推理依据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他说,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哲学家,因为它的“物”的概念(即生产方法的概念)基本上是由社会成分构成的。它用这个已经存在于社会中的成分来解释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活动。它说:“xry”——关系体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因为“XRY”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总是有可能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动力)发生关系。

这是吴恩裕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恐怕是当时所有解读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学者都没有认真思考和追问的问题。即使是今天。因此,吴恩裕在1930年代的身份认定极其重要。在吴恩裕的理解中,唯物史观中的事物不是真实的物质,而是功能性的、关系性的生产方式。我们后面会看到,这是吴恩裕对马克思使用的Produktionsweise(生产方式)概念的英译。而且,他还有一个具体的解释,就是“XRY”关系体。说实话,我们真的很难一下子进入其学术解释结构的具体表意层。为此,我们再回到前面相关思想建构的前提成分。吴恩裕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实践性特征时曾指出,X、Y、Z这三个形而上学语境中孤立的实体性对象,被转化为具有一定应用性的Xa、Ya、Za,而我们这里要进入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意向,则从作用于对象的实践意向,转移到了对象之间的关系,即英语中的规则性。这就是物体X和物体Y相互转化或相互作用的实际关系(raletion,R)。在吴恩裕看来,这种实践关系的历史抽象就是生产方式。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质不是实体性的物质,而是功能性的关系,也就是XRY,也就是生产方式。

对此,吴恩雨专门解释道:

马克思哲学中的“物”一词指的是生产方式,它基本上是一个社会事实:它包括许多组成部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可以说:“宇宙、实在或本体的终极或第一原因是X(‘物’或‘心’)。”x是一个简单、纯粹、抽象的概念。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只能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或决定因素是‘xryrz’(即‘生产方式’)。”这是一个X,Y,Z有关系R的关系体,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