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修正史与叙事框架——史源学的意义”观后感

今早听了北大人文社科院举办的云端讲座“官修正史与叙事框架——史源学的意义”，中华书局胡珂主持，北大苗润博老师主讲。讲座主要围绕苗老师新作《<辽史>探源》展开。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关键，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决定着历史研究成果的好坏，研究历史时，首先要找到相关史料，其次对史料进行辨析，这是史家的基本工作。对史料的辨析催生了史源学。史源学最早由陈垣先生提出，史源即对一历史史实记载相对比较原始的史料，最初是以史料为取向，逐条、单一溯源，这样的研究容易碎片化，对文本本身的结构、层次、缝隙及叙述框架缺乏省思。

基于上述问题，苗润博主张以文本为取向的史源学，即以文献为本体，关注文献本身的生命历程，对文献进行整体的、贯通的关照，探究来源文献的流传过程与最终文献的编纂过程，关注最终文本的整体叙述框架，以求呈现历史叙述的复杂性、并启发历史新问题。

历史分为客体历史和主体化的历史，今日我们研究的历史多是史家根据自身的社会生活实践描述的主体化的历史，简言之，是对历史的记录（文本上的历史）。出于历史研究主体自身的局限，这种历史记录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历史主体者自身的情感、立场、阶级烙印。因此，在研究文本时，则要选取记载比较可靠的文本，史学界一般优先以正史为参考。苗老师主要检讨的便是《辽史》文本的经典型与历史叙述框架的定型，以期拆解《辽史》的既有框架，走出后人史观，接近历史现场。

这种想法是很有意思的，长期以来，历史研究者以正史为主要参考依据，考据家们的工作主要是辨析正史史实的正误，后现代主义冲击下，历史书写与历史叙事尽管流行，但学界较少关注正史文本的历史书写轨迹。因此，将关注点转向正史本身，检讨、发覆，某种意义上可以带来新的研究风气和研究对话，对以往的一些问题也将带来新的刺激。

问题在于有的史书的修纂未必有一定的史观，特别是正史的修纂，多是对已有实录、国史的抄纂，史书的初衷未必夹杂有“史观”，而史观有可能是后人研究者的建构与想象，这点则需要慎重。

今日史家研究某一史书时，常蒐集其史源，相互印证。值得警惕和深思的是，考虑到时空关系和古时的交往不便，加之某些政治原因，史书的修纂者在修书时参考书目中是否包括今日后人认定 的史源文本，仍需要研究者再三检讨。如果想当然的从史源角度认定两本书有联系，那么，所得出的结论固然有着一定价值，但或许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背离了找寻“历史现场”的初衷！

瑕不掩瑜，该书总体来说价值很大，已入手一本，待读。

中午下了几盘棋，有输有赢，棋力有了小小的增长，但要想再进一步，还需要下功夫。如同读书一样，要尝试着脱离自己的舒适区，不能只看一些浅显的、省力的文章，真正的好文章读起来是苦乐参半的。下棋亦然，棋艺的提高不是把象棋作为消遣，而是当做竞技和战争，去研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有机会，适当跟着大师学习布局，磨砺技术，希望几年后上门时能游刃有余的应对。

下午阅读了张博泉先生的《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一书的第五章“中华一体”观念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费孝通先生将其概括为“多元一体”，张博泉先生则称之为“中华一体”。观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对“中华一体”的观念衍生轨迹进行梳理。

中华是由天下一体的中华到中华一体的中华。中华初是由多民族融合成的华夏族（汉族）在中原的称谓，进而为在中原的多民族的称谓，最后发展为四裔各民族在内的全国的称谓。中华一体观念的形成具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先秦时期的前天下一体，秦汉至隋唐天下一体，辽夏金前中华一体，元明清中华一体。在这中间，经历了变外为内和变夷为夏的长期历史过程，内容方面由分人禽、华夷、中外到不分人禽、华夷、中外，体现出古人在认识方面的不断发展。

本书理论性水平较高，读起来颇为晦涩，读多少，忘多少......可悲可叹！

欣慰的是，读书过程中能感受到老先生的殷殷之情，也有几分会心处，神交古人，这便是读书的乐趣吧！

今日也有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吃饭时间有些长，没有锻炼，也没有学英语，没有写论文，有些懈怠！要利用好碎片化时间，还有，保持良好的作息与规划！

夜深了，某人估计睡的正香，甚是想你，梦里见了，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