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林彪

依托我党在东北地区原有的武装力量， 加上从关内各军前后调集主力部队11万人，以及2万多军政干部，到1945年年底，该军已经发展到了27.49万人的规模， 真可谓成绩不菲！（数据来源为1994年02期《军事 历史 》中，钟占兴、沈兆璜合著《东北军区暨东北野战军组织沿革》）

然而，当时关内和关外的局势动荡不堪，延安方面与重庆方面的和谈事宜波澜不断。而苏联和美国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我党施压。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党迫于各种压力，对东北地区武装力量发展的态度，难免一变再变。

这对草创初期的东北人民联军极其不利，当时林彪作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在接到延安方面的命令后，从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一而再、再而三犯颜直谏。

身处前线的将帅，因与上级领导看待战役的角度不同，产生不同意见也属正常。 而林彪基于此，多次及时地为我党挽回了东北局势，确实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于这一点，需要重点说明一下。

按照 历史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世间万物都是矛盾而统一的。 林彪作为一个 历史 人物，其功过不能相抵， 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不能因为有功就表示没有过，也不能因为有过而忽略功。

人都有两面性，可以允许功过同时存在，既不能相抵也没相抵的必要。

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是正确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史观， 所谓本文洗白翻案的，纯粹是无稽之谈，也是极度不负责的 历史 虚无主义者的别有用心 ——林彪在解放战争中做的贡献，并不因他日后犯的错而被抹杀；反过来，林彪本人的 历史 评价，也不会因为在建国过程中的功绩而被改变。

当然， 总体而言，他仍是一位负面人物，犯下了巨大的错误，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具体谈谈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表现和经历。

1945年11月，国民党集中重兵直逼锦州。 锦州隶属辽宁省，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为我党所接收，是我党在东北地区重要的政治、军事基地。

且锦州地处辽宁西南部，是连接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地理区位优势明显，其战略位置就显得更加重要。

可是，当时手握27万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林彪，却眼睁睁地放弃锦州。

逐步撤退到外围不说，还向延安方面进言， 要把整个军队以旅级建制为单位分散开，分散打匪， 不要在大中城市和国民党争一时得失。

1945年11月21日上午8时，林彪当时发给中央的电令中作了这样的解释，复述如下：

作为一手创建东北人民联军的林彪，指导27万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听起来给人感觉似乎特别霸气。

但军队的战力，从来都不只是人数的多寡，与士兵素质、后勤保障、武器配备、军心战心都有着非常之大的关联， 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

当时国民党虽然只有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开到了东北地区， 可他们配备的都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士兵都是关内抗日战场的百战老兵，甚至还有曾经出国作战的经历， 这会开赴战场正气势如虹。

这时候国共两党的和平会谈已经结束，明面上是签订了《双十协定》，明确表示“ 坚决避免内战，用对话的方式解决一切争端 ”。

可真正的内幕不过是我党的一退再退，苏联和美国都站在了国民党一方，给了国民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支援。

这时候苏联军队在把东北地区的日军肃清后，现在还有大部盘踞在东北。且因为苏联对于国民党的态度，从各方面看来，这时候的我军，都不适合和国民党在明面上一较高低。

说到具体的军械。 当时我军为了赶时间，从关内来的部队大部分都没有携带武器。 尽管经过不断的制造、征集，配备了一定数量，但大多都是步枪以及手榴弹。

而国民党军队，多以机械化部队开进东北，大炮、重机枪无数，兼以不少坦克，在正面战场上我军真的无法匹敌，更何况还有美国援助的空军给其空中支持。

一旦我军深陷泥潭，少则被其重创，短时间内难以恢复；重则全军覆没，前期付出尽成流水。

我军在东北虽然人数多，可是发展时间太短了，很多紧迫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和敌军相比，说句真话就是比敌军更弱，虽然这有点“长敌军志气灭己军威风”，可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以弱胜强，历来为兵家所津津乐道。 可真正的两军对垒，有几个能做到赵子龙在长坂坡上七战七出、陈庆之以几千人马连战数十万人皆无敌。

那都是特定情况下的战事，而且还被人故意截取了片段，只为了写到话本里博取热闹，绝对不是为将者的应有做派。

林彪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 东北人民自治军暂时应尽量避免和敌人大部队，在大中城市的正面战场上交锋，而是应该继续以发展自身力量为主。

在东北地区，我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应该继续扩大群众工作，把整个东北人民自治军军队以旅为单位分散开来，旅再以营为单位分散，去到各个国民党军无力顾及的地方缴匪、做群众工作、扩军。

至于对敌作战也不能全部持退避态度，应在非重要战场上最多用两到三个旅的兵力，在运动中给予敌人以打击，在保全我军的基础上，不致令敌军过于嚣张。

林彪的主张，如果站在东北地区的立场，确实是那么回事；可如果放在全国范围内，放在我党和国民党的交锋中，这就不禁不让人觉得林彪所思所为太过消极了。

那字字句句中都让人清晰地触摸到了两个字，避战。

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已经拥有了百万大军，在陕甘宁、华北、东北、晋冀鲁豫等广大地区，都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

这让当时党内的一些人，认为我军已经有了一定的力量，可以在某些我军占有优势的地方，对国民党军形成压制，以维护我党在政治上的权益。

东北地区正是这样的一个重点。 “九·一八事变”之时，张学良将军带领东北军，欲和日寇在东北誓死一战，却被蒋介石严令不许抵抗，狼狈撤离东北。

此后十多年里，东北广大地区长期为日寇所盘踞。

在日寇的大举攻势下，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大部撤离到了我国西南一线。后来日寇退却，国民党迁都回南京， 为了压制我党，国民党迅速在我党力量的主要集中区布置重兵。

对于东北，国民党因为长期以来的不得人心，加之东北广大地区都是苏军打下来的，只有从苏联的手里逐步接收。

而我军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和苏军一起打击日寇，也接收了不少地方。 是以，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驻兵事宜，就慢了我军一步。

日本方面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可当时驻扎东北的日军将领却拒绝相信现实，欲与苏军和我军顽抗到底。

经过双方军队的连续攻势，终于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全部肃清了东北地区的日寇。

当时，我党也得以接收了锦州、沈阳等重要城市，在短短几个月内有了长足的发展。

这就让有些人觉得，在东北我党完全可以处于优势地位，甚至上和敌人明面交锋也不会处于劣势。

在杜聿明两个军向东北推进的过程中，手握东北27万重军的林帅，非但没有迅速主动歼灭敌人，为我党与国民党在谈判桌上增加砝码，甚至一退再退，要退到敌人的视野之外。

这就是某些人看到的真相， 也难怪他们会说这时候的林“消极胆小”“过于谨慎”，甚至于说他“心向蒋介石”。

在当时的东北人民自治军里，同样有不少人觉得此时正是积极进取的时候，不应该对国民党军退避三尺。 这其中，就有同样和林彪一起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彭真和罗荣桓。

他们两人联名致电延安，建议中央下令东北军队全力武装夺取沈阳和长春等东北重要大城市，为我党在政治上争取到更大的利益。

彭真和罗荣桓两位是当时东北人民自治军的第一、第二政委， 他们更多的是站在政治角度去考虑的，却忽略了东北人民自治军的现实问题，有这样的想法毋庸置疑。

幸好，当时我党许多著名将领深知东北人民联军此时的战力，还不足以正面抗衡国民党军。因此延安方面保持了清醒，回绝了彭、罗二人的提议，转而支持林彪的“避战”。

当时杜聿明两个军，进攻山海关一路以来，几乎没有遭遇到严重的抵抗，军力仍然强盛。

而我东北人民联军，枪支弹药严重不足，新组建部队也不熟悉战场，群众工作还太浅显。

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拉上正面战场必然会造成大规模减员，根本不可能完成歼敌或阻敌的任务。

这是当时延安方面，通过各方面汇总的真实情况，最后一致通过林彪的冬电部署—— 以旅为单位，打土匪流寇，做群众工作，建立根据地，扩充人民军队。

在当时全军激情激情满怀的时刻，林彪能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是殊为不易的。

林彪对于东北的谏言，给当时的延安方面敲了一记警钟。

政治战要打，可军事上的战争仍旧要以具体战场为背景，而不是为了政治上的胜利，就不考虑军事上的现实，这是不可取的。

就这样，延安方面看清了东北真正的形势，听从林彪的建议，对东北地区作出了最好的决策，将之前的“独霸东北”改成了著名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林彪收到中央的命令后，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下了，正准备扩充队伍在广大农村地区，大干一场的时候， 意外又一度到来，马歇尔调停开始了。

马歇尔，美国五星陆军上将，在二战中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是美国陆军部队的中坚人物之一。

1945年12月，马歇尔听从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指令，从美国来到中国上海，调处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

马歇尔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以美国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通过对双方进行调停，蒋介石在政府中让出一些权力，我党需要停止目前的一切战斗行动，来换取这些权力。

简单用四个字来说， 就是“交枪入阁”，让***从属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

在马歇尔调处的初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的。当时我党相比国民党，在各个方面都是处于劣势，我党也希望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两党的尖锐冲突。

而蒋介石哪怕面对日寇来袭，不顾广大国土的沦陷，都要发动重兵对我党穷追猛打，这时候又岂会把既得利益分给我党？

只是当时有一些内部局面，还没有彻底理顺。加之，美军要给国民党军配备武器装备、把部队调集到东北前线，都还需要时间。

就这样， 美国通过马歇尔调处，给了我党一个假希望——国共是能和平相处的。

马歇尔来中国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为中国考虑，而是出于美国的利益。再加上，当时国内人民刚刚从中日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对于内战是极其反对的。

而***已经有了不可忽略的武装力量和政治力量， 而美国这时候却需要一个以国民党为主导的中国， 又想要国民党尽量听从自己的话，好让美国可以在远东地区有更大的话语权。

但实际上，蒋介石完全没有和我党和平共处的心思，始终想着要把我党扫灭到大势潮流的缝隙里。

之所以， 蒋介石那么听从美国人的话，只是为了争取美国在国际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美国实打实的武器援助。

正是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利益谋求，让 他们一方面对中国下大力以促成两党和平共处，一方面却又不断支援给国民党军大批军火和战争物资， 让蒋介石对于发动内战更加有恃无恐。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党刚刚对东北局势有了清楚的认识，准备继续调遣更多力量支援东北军队的发展。

可因为马歇尔的到来，不少人看到了一线“和平”的希望，盲目乐观地认为在美国人的干预下，我党可以不用打仗就可以和国民党共治天下。

1946年1月， 这种盲目乐观一度发展到了高潮。

延安方面甚至向有关军政各部发出了这样的电令：“ 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 ”。

好像和平下一刻就要到来，我们人民军队的战士们都可以缴枪入库、马放南山，各自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好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

听到这个消息， 林彪急得差点掀了桌子，这明显就是蒋介石的阴谋！ 在旁人看来，林彪又在拗了，和平大势下掀什么桌子？

但在林彪看来，蒋介石是在用这种和平协议，来限制***的武装部队， 而国民党的军队在美国的大力支援下，要不了多久就会以更大数量、更高质量、更强战力，重新出现在前线战场。

那时候，我党人士只有沦为狱中囚徒、枪下怨鬼的份！

林彪当即拟好电文，着人致电延安方面，以最犀利的言辞阐明自己的观点：

“阴谋”“口头上的民主诺言”和“清醒考虑”，这三个无比醒目的词语，足以看出林帅此时内心的无比焦虑， 他害怕党内一些人被蒋介石这样的糖衣炮弹给糊弄晕了，断送了我党的大好基业。

直到1946年10月下旬，毛主席也在电报中公开认同了林彪的观点：“ 你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中美反动派消灭解放区的政策不会改变，我党同志绝不要幻想恩赐和平。 ”

马歇尔调处的逐步推进，在延安党内以及东北人民军内部，让许多人都有了盲目乐观的和平幻想。

要是光有这种幻想存在，问题还不大。可是在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中， 我军需要停止所有军队调度，不得随意扩充军队，在各自防区内不得随意与国民党军起冲突。

就这样，东北民主联军逐步扩大的愿望被彻底打碎。

原定再从关内调20万大军，以及陈赓、杨得志、叶飞等著名悍将赶赴东北的计划彻底搁浅， 让东北民主联军的发展陷入了一个大大的瓶颈。

更为严重的是， 在停战令的要求下，林彪在东北地区的部署也彻底成为了空谈， 开展根据地的工作无法进行，扩兵更是遥遥无期。

在两党友好的前提下，群众工作也不像以往那么需要了。

好像只要等着，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当时的杜聿明两个军，刚刚开赴东北，分散驻扎在各地。 而当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东北人民军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战力。

林彪本来计划，趁国民党更多部队还没有到达东北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歼灭了杜聿明这两个军。

可在他上报作战计划后，却得到了这样的回复： 我军只能防御和自卫，不能有任何的行为给敌人以破坏和平的借口。 只有在完全防御有力的情况下，才来对来犯的国民党军发动反击，而且只限于反击。

就这样，大好战机就此错过。

在林彪的无奈悲叹中，只能眼睁睁看着杜聿明的新一军、新六军，在抗日名将孙立人、廖耀湘的调度下，持有全式美国军械，在东北不断继续聚合。

在不能主动进攻的前提下，只剩下被动挨打的份。为了应付敌人的频频攻势，林彪不得不把原先分散到各个地区的部队再次整合起来，让这一段时间内所有人的努力都成了空。

为了防御敌人的进攻，林彪把所有部队聚集到了一起，不能随意分散去占据主动。 可国民党军却没有太多限制，不时对我军发起挑衅骚扰。

在国军持续往东北增兵到一定数量后，我军终于坚守不住了。于是就有了解放战争初期的四平保卫战。

明面上，所有人都说我军打得多英勇多顽强，多少将领指挥得多么优秀，国民党军是怎样无能。 可实际上，这就是一次彻彻底底的“败走麦城”，打破了林彪的“不败神话”。

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破了和平伪装，正式发动全国范围内的内战， 对我党多个集结区发动突然袭击，派遣大量特务对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我党重要人士武装拘押或杀害，彻底打破了我党内某些人的幻想。

从此，党内就只有一个声音——战！

从东北地区开始，我党持续派遣力量，逐步发展军队，从最开始的弱势一步步奋勇而起，把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在一步步慢慢瓦解后。

最终在战略反攻阶段， 我军于辽沈战役中一战而定，东北地区大部自此全部解放，为全国的逐步解放开了一个好头。

可以这样说，是林彪一手创立了东北人民军队的框架，在多个关键节点为东北人民军队矫正航向，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带领东北人民军队走出困境。

最终还是在林彪的带领下，我东北人民军队奋勇而起一战而定。

林彪30岁时，手上便有了全国范围内对日寇的第一次大胜——平型关大捷。

38岁时，他到达沈阳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39岁时，他带领东北军队在三下江南（即第二松花江以南）四保临江（吉林南部）之战中走出困境；41岁时，他指挥了那场惊心动魄的辽沈战役。

其后一两年里，在衡宝、广西、海南岛多次重大战役里，林彪大显神威每战必克，成为了四野的最高“神话”，更是成为了我解放军部队里的赫赫“军神”。

不得不说，林彪曾经是一位战功赫赫的英雄。

然而，这样的身份对林彪而言并非荣誉，这样巨大的反差反而更值得我们反思和警醒，为什么这样一位人物，最后竟然会蜕化变质，成为一个犯下大错的人？

关于这一点，史学家们有很多答案，但毋庸置疑的是，林彪最终成为了过大于功的人。

批判与肯定，是一体两面，详细回顾林彪在东北解放过程中的经历，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认识这一 历史 人物， 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在这个过程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及将领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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