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历史论点

世族的衰落的原因

虽然顾炎武曾发“盖近古氏族之盛，莫过于唐”的感慨，然盛名之下，难副其实。隋唐世族保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优势在经历了战争，改朝换代和新政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之后，世族地主终于在大唐盛世谢幕之际走下了历史的舞台。下面就来谈谈世族是怎样衰亡的，并分析其衰亡的原因。

隋唐世族衰落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段：从隋到唐高宗时期是第一阶段；武周至天宝末年为第二阶段；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为第三阶段。

隋至高宗时，江南世族被消解殆尽，山东世族遭到抑制。经历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江南世族本就势单力薄，隋和唐又通过荐拔将江南世族消解在中央政府机构中，江南世族在战争和“趋向中央化与官僚化的过程中，地方代表性丧失，其与政治力量抗衡的基础被瓦解，世族作为社会中层在不断被弱化。”唐诗有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对于山东世族，因隋时韦云起告发，被炀帝罢斥和流配了若干人。唐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时，“欲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将山东世族崔干由第一等降为第三等。“开了士庶合流的滥觞。”

从武则天到安史之乱时，关中世族遭到了强力打击。当初高宗欲立武则天为皇后，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极力反对，认为她出身不是关陇集团。待武则天当上皇后，二人遂遭贬逐而死，同时，前文提到的关陇大族于志宁等九人亦遭贬。“长孙无忌一失势，关陇集团便成为群龙无首的局面。”另外，武则天改《姓氏录》“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重用寒庶，“专尚进士科，以文词为清流仕进之唯一途径者”，促进了士庶合流。

在前两个阶段，世族地主是缓慢衰亡，然而，从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到唐末黄巢大起义和朱温白马驿血案，则给世族带来了灭顶之灾。安史之乱后，“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世族地主脱离本贯，抛弃了原有的“基址”，有的甚至变得穷困潦倒。如柳宗元一家举族如吴后，无以为食，其父“独乘驴无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给食。”世族本具有血缘性与地缘性两大特征，然科举仕进使世族脱离了郡望或旧贯，对其经济、社会地位动摇很大，怎料中原多事，战乱频仍，世族再次播迁，“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经济利益丧失殆尽不论，就是社会地位亦逐渐沦替。黄巢起义初驰骋山东、河南，后据关中，故不论山东世族抑关中世族，都受到致命打击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朱）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白马驿血案的遇害者有：“（宰相贬）陇州司户裴枢、（宰相贬）琼州司户独孤损、（宰相贬）白州司户崔远……”皆世族之冠。经唐末农民战争的扫荡，世族作为一个阶层消失了。宋人王明清说：“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

以上概述了世族地主在隋唐社会的衰亡过程，下面简要分析其衰亡的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唐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土地买卖频繁起来，造成了世族的财产世袭及经济垄断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如广德中，连岁饥荒，“八叶宰相”萧覆，因家贫“将鬻昭应别业。”经济优势的丧失，是世族衰亡的根本原因。

第二、隋唐两朝的政策造成了世庶分野走向了世庶合流，如废九品中正，设科举，将大批庶族知识分子吸纳到中央政府，加上定氏族秩序，“五品官以上得升士流，”使庶族官僚可上升为世族，士庶界限越来越模糊。

第三、隋末农民起义、安史之乱，黄巢起义这样大规模的战争不但葬送了一个封建王朝，也葬送了世代簪缨的世家贵族。世族在颠沛流离中散失了与地望、家族的联系，经济、政治特权散失殆尽，门风、礼法难以从容维护……战乱犹如加速器使社会中的每个阶层，当然也包括世族，遭受灭顶之灾！

两税法产生的影响，基本就是允许土地买卖，如果仍然是九品中正制的话，我觉得会更加壮大世族的势力。

两税法把中唐极端紊乱的税制统一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实行中的弊病也不少：①长期不调整户等，不能贯彻贫富分等负担的原则。②两税中户税部分的税额是以钱计算，因政府征钱，市面上钱币流通量不足，不久就产生钱重物轻的现象，农民要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产品以交纳税钱，增加了负担。③两税制下土地合法买卖，土地兼并更加盛行，富人勒逼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 ，到后来无法交纳，只有逃亡。于是土地集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农民沦为佃户、庄客者更多。由于没有更好的税制来代替，这种税制就成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的基本税制了。

两税法的作用在于：使唐朝中期以来极端混乱的税制得到统一，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税收；改变了自战国以来已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表明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两税法规定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这就扩大了税源，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相对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实行两税法，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