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的历史及经济发展

黄河是一条地上河，有史以来，见于记载的决徙计一千五、六百次，其中较大改道26次。它曾向南夺淮入海，也曾向北自静海东流。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在兰考铜瓦厢决口而于1875年形成今道。因而，就地理角度而言的“黄河三角洲”，应指西起郑州，东南至淮河口，东北至天津静海这一大片扇形区。因黄河自泰沂山脉以南东流入海的历史不是太久，而且人们讲“河流三角洲开发”这一概念，也只是上世纪末叶的事，所以往往立足于河流现状来界定“三角洲”，这一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就是狭义的“三角洲”了。若从文化角度而言，以生产生活类型、社会结构模式、风俗习惯特征、文化心理心态等作为考量参数，黄河三角洲就主要是指由今滨州和东营及它们周边地区那基本相似的地形地貌、基本相近的生态环境而孕育出的形态基本相同的传统文化。这一地域文化的发展经过了孕育形成期、交流融会期、开发兴盛期。　　一、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孕育形成期　　由邹平孙家遗址所见，至迟在距今8500年的史前期后李文化时代，黄河三角洲就出现了人类生活的足迹。大汶口文化时代至夏商，黄河三角洲故地逐步形成较多的民众聚落。从文献的角度考量，《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讲述的其先祖少昊氏“以鸟名官”中，任司寇之职的爽鸠氏一族，即聚居在齐地北部。《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古者无死，爽鸠氏之乐也，非君所愿也。’”遄台，据《临淄文物志》考，在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西北部。晏子所云，应指今临淄及其周边这一广大地区。代爽鸠氏、季荝、逢伯陵居此地区的蒲姑氏之都城，《史记·齐太公世家》作“薄姑”，言曾为齐胡公所都。《水经注·济水注》曰：“济水又经薄姑城北。《后汉郡国志》曰：博昌县有薄姑城。《地理书》曰：吕尚封于齐郡薄姑。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近济水。”又，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言“薄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博昌，原为齐故邑，在今博兴县南二十里；后几度迁徙，唐时还治故址。那么，古之爽鸠氏、季荝、逢伯陵、蒲姑氏所都，当在今博兴一带；但其势力控制范围应当比这大得多，大概包括今小清河中下游地区。杜预注《左传·昭公二十年》文曾曰：“爽鸠氏，少昊氏之司寇也。季荝，虞夏诸侯。逢伯陵，殷诸侯，姜姓。蒲姑氏，殷周之间代逢公者。”基本勾画了商周之交以前此一地域文化的发展序列。因此，可以说商周之交以前是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孕育形成期。　　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在小清河中下游地区、小清河南北部都有大量史前文化遗存。如邹平孙家遗址、章丘西河遗址、小荆山遗址、张店浮山驿遗址、章丘董东遗址、广饶傅家遗址、五村遗址、邹平丁公遗址、阳信的小韩遗址、桓台郇召遗址、齐家遗址等。也就是说，在齐人据有此地之前，在黄河三角洲中心区域的小清河中下游的邹平、博兴、广饶、阳信等地，都形成了较大的人类聚落群，成为当时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据近几十年来黄河三角洲的考古成果，可大致勾画商周之交以前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发展概况：与后李文化相应的有邹平孙家文化、章丘西河文化等；与北辛文化相应的有张店浮山驿文化、章丘董东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相应的有广饶的傅家文化和五村文化、邹平的丁公文化；与龙山文化相应的有邹平鲍家文化、博兴利城文化等。与岳石文化相应的出土遗址所展示的黄河三角洲早期文化聚落更多。由考古成果与上述文献记载相互发明可见，商周之交前的黄河三角洲早期文化主要产生在今小清河中下游南北部：在史前传说时代为爽鸠氏文化，在虞夏时代为季荝氏文化，在殷商时代为逢伯陵氏文化，在殷周之际为蒲姑氏文化；而后有周代的齐文化。这是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孕育形成期。　　统而观之，黄河三角洲文化孕育形成期的特点可以归结为：（1）社会生产工具的制造水平并不落后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陶器数量大于石器数量；（2）其居住中心自西向东转移，由今章丘、邹平逐渐向东、向北辐射发展到今广饶、阳信、惠民、沾化等地，这与史前先民向退海地的开发有关；（3）有尚蚌和崇尚外饰的风气，说明此地生活水平相对较高，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支撑。　　二、黄河三角洲文化的交流融会期　自周秦至宋元为黄河三角洲文化的交流融会期，它大致又可分为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周初，姜太公受封于营丘，黄河三角洲故地被纳入姜齐势力范围，黄河三角洲早期文化与这一地区的主流文化——齐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并且由于姜太公初封于齐时就执行“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采纳土著文化的进步因素，因而建立在二者结合基础上的黄河三角洲文化，既保持了较高的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又吸纳了齐文化的革新、开放、包容精神，推动了当地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吸引了众多周边居民汇聚此地，开发经营，使得人口渐众。《战国策》卷29《燕策一》“燕王哙既立”章记齐王曾“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既言“北地之众”，就说明临淄以北的黄河三角洲故地已有较为密集的人口，否则不会组织可随“五都之兵”伐燕的“北地之众”。密集的人口，使得人均可耕地面积日渐减少，必然会向退海之地开荒要粮；加之周边地区民众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断迁徙到这一肥沃的退海之地求生存、求发展，就逐渐引发了“开发东部退海之地”这一黄河三角洲中后期物质文化生产的主旋律。　　与齐文化融合后，黄河三角洲文化获得了更多的与其他地域主流文化交流的机会。鲁地礼乐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诸种信条、齐地开放文化中的尚实求变精神、燕地尚贤文化中的礼贤下士思想、赵地侠义文化中的慷慨仗义之风，都对此时的黄河三角洲文化产生多重影响，使此地出现了诸多文化名人。如以《孙子兵法》名世而后辅佐吴王成就霸业的先秦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如隐居於陵（今邹平长白山）而绝齐楚聘相的“於陵学派”创始人田仲，如疾呼“义不帝秦”、又劝降聊城燕将而后隐居少海（今桓台花沟）的义士鲁仲连等。在他们的思想学说中，体现出多种地域文化融合的印记。　　这一阶段，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主要是齐文化融合的阶段。　　秦并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方面实施一统政策；汉武帝独尊儒术，汉成帝将儒家思想推行到民间，于是在思想文化层面也逐渐出现一统局面，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汉民族，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民族文化，即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华传统文化。黄河三角洲文化也融合到中华传统文化中来，不但在物质生产方面与中原地区有了更多交流，在思想文化层面也与中央文化逐步融合，像其他地域一样，出现了诸多通经致用的经学名家。如从济南人伏胜，到同郡人张生，到千乘（今广饶）人欧阳和伯及同郡人倪宽，到欧阳和伯之子及曾孙高，形成了一个显赫的今文《尚书》“欧阳学”传经派别，对西汉学术乃至西汉政治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又如齐人辕固（今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有辕固冢）曾与窦太后辩论儒家道家优劣，著《齐诗传》三卷传世，是今文经学“齐《诗》学”的代表（均见《汉书·儒林传》等）；又如三国时乐安人孙炎，受学于东汉经学大家郑康成之门人，人称“东州大儒”，曾力驳王肃《圣证论》对郑玄经学之讽。这些著名人物的出现，表现出此时的黄河三角洲文化具有与中央王朝文化更多的趋同性。　　这一阶段，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中央文化即汉文化融合的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地多干旱，使得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运动。此时的黄河三角洲地区不但经历了空前的战乱，也承受了游牧文化的冲击。特别是铺天盖地而来的佛教文化，适应了乱世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需要，在黄河三角洲获得大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据不完全统计，黄河三角洲在北朝时期的寺院就有近20座。黄河三角洲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至今尚有北魏太和二年(478年)王上造释迦多宝瓶坐像等铜佛教造像20余尊，有北魏孝昌三年(527年)所造石佛教造像15尊。　　这一阶段，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外来的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融合的阶段。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文化融合，黄河三角洲文化汇入汉民族文化发展的洪流，在广纳博采中原文化主要是经学文化以及外来的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基础上，黄河三角洲文化呈现出斑斓丰富的色彩。　　三、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开发兴盛期　明清以降为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开发兴盛期。　　宋代起，中国文化中心南移，北方政治动荡，战乱不已。至元末明初，由于元军与红巾军在鲁北展开拉锯战，尤其是燕王朱棣历时四年的“靖难”战火，使得黄河三角洲地区生灵涂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为了改变土地荒芜、少人耕种的状况，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从山西洪洞、河北枣强等地大规模移民至黄河三角洲。据《山东省地名志》及各县市史志、族谱、碑刻提供的资料，三角洲绝大多数村庄为明初立村。明初大规模的移民充实了该区域的人口，使得黄河三角洲的农业经济逐步繁荣起来。　　清末民初，黄河三角洲又出现了第二次移民高潮，鲁西南之曹州、嘉祥、巨野、汶上等县水旱灾民多迁至今垦利、利津、沾化沿海垦荒种地、下海捕鱼。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发建设，山东省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黄河三角洲东北部移民，大规模的移民有6次，以垦利县为主。　　新移民的流入，使黄河三角洲文化出现两大新特点：在物质文化方面，垦荒种田成为社会生产的主旋律；在精神文化方面，民间向学蔚然成风，出现了较多文化望族。由于历代移民的勤力开垦，黄河三角洲经济渐次得以恢复，文化教育随之发展繁荣，各县均设立学校。明中叶起，黄河三角洲各县学及官办书院林立，民间所办的书院、私塾、村塾、义学星罗棋布。以邹平县为例，仅清代恢复、创办的书院就有伏生书院、范公书院、长白书院等8处，黄河三角洲一时人才济济。有清一代，仅邹平县就有68人登进士第，中举者更达252人。这样的文化氛围，造就了明清时期一大批誉满府县乃至全国的文化名人。他们多父子兄弟传学，形成文化望族。如曾引领清代诗坛学坛的新城（今桓台）王士禛父子兄弟，如明清时期“一门十二进士”的滨城杜氏家族等等。这诸多文化望族的出现，是黄河三角洲精神文化继春秋战国后再度繁荣的主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