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中国历史

余华试图在小说中表达类似鲁迅小说“国民性批判”的启蒙主题。但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不是道德层面的批判，而是伦理层面的人性批判。对于1986年的疯子来说，他的生命体验是以“疯癫”的形式出现的，这既是疯子的实际存在，也是他独立于周围人的象征。

当疯子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向群众展示历史的时候(也就是他对历史进行暴力惩罚的时候)，一个启蒙布道的场景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疯子其实是一个启蒙者的隐喻，他以自己的肉体毁灭为代价，展示了以暴力颠覆“文革”历史的启蒙仪式，而围观者的欢腾则显示了一个无知群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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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已经有了五四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当狂人以启蒙者的身份出现时，以自残为特征的启蒙仪式遭到了一群疯子的嘲讽。民众自身“疯癫”的表现，既是启蒙者的不理解，也是愚昧的国民性。

所以《1986》在对人物存在的研究上，表明余华对启蒙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不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是从个体生命体验的角度，在存在主义的维度上重新审视历史的合理性。这种启蒙叙事是先锋作家重视个体生命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