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语言

1.语言交流是人类交流活动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从“与狼共舞”的野蛮状态开始,形成原始社会,直到文字的出现。

语言的出现无疑大大加速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和发展,口语仍然是人类最基本、最常用、最灵活的交流手段。

2.文字是人类传播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如果说语言的出现使人类彻底摆脱了动物状态,那么文字的出现则使人类进入了更高的文明发展阶段。

首先,文字克服了有声语言的短暂性,可以长时间保存信息,使人类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和储存不再仅仅依靠人类有限的记忆;

第二,文字可以把信息传递到很远的地方,打破了有声语言的距离限制,拓展了人类交流和社会活动的空间;

再次,人物的出现使得人类文化的传承不再依赖于容易变形的神话或传说,而是有了准确可靠的数据和文献依据。总之,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的交流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作为人类掌握的第一套外化符号系统,文字的出现大大加快了人类使用外化媒介系统的进程。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涵盖的范围很广。物质、观念、习俗、制度都是文化的具体表现。语言作为一种记录方式,可以跨越时空记录文化,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化的进步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和进步,语言反过来又加速了文化的传承。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语言交流革命

苏联著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1849-1936)说过:“没有什么比语言更能使我们成为人。”德国哲学家G.W .莱布尼茨曾经说过:“语言是人类最古老的丰碑。”语言的出现是人类第一次通讯革命的直接推动力,也是猿与人的分界线。其意义远远大于我们的远祖第一次直立行走离开森林。因为有了语言,人类个体的经验可以被社会成员交流和分享;上一代的知识可以传给下一代,成为后代的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语言从行为到心理全面“武装”了人类,使人类在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加速人类进化的“核能”。

那么,语言是什么时候、怎样产生的呢?我们的远祖没有留下“物化”的证据,所有的事实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切都靠推测和推理。菲利普·利伯曼(Phillip Liberman)在《人类语言的进化》(1984)中总结道,人类的远祖大约在9万年前的某个时间开始“说话”,大约在3.5万年前的某个时间开始使用语言。罗伯特·芬(1985)的推论略有不同。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最新研究,人类语言出现在6.5438亿年前的某个时候。至于语言是如何产生的,各种猜测可谓五花八门:“汪汪”认为语言是模仿狗叫等自然声音形成的;“哼哟”派认为,言语是在从事某一群体的重体力劳动时,通过发出声音来协调动作而形成的;“感叹”派认为语言是偶然表达感情(痛苦、快乐、恐惧、悲伤)而产生的;“歌唱”派认为,语言是由传播感情和喜事的歌曲演变而来的。在众多猜测中,恩格斯的“语言起源于共同劳动”假说[2]是100多年来受到批评最少的。

关于语言的产生,我们倾向于假设和猜测它起源于劳动,但并不局限于群体的共同劳动;它出现在简单劳动之后,制造工具之前,而不是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或之后。显然,劳动不仅锻炼手,也锻炼脑,它还是人类积累经验和发展知识的源泉。制造工具光有灵巧的双手和发达的大脑是不够的,还要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然而,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并不是任何一只猿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它必须通过无数个体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交流来实现,而当时传播信息的最佳手段只有语言。所以,没有语言,就无法积累和发展制造工具所需的知识,当然也就谈不上制造工具。因为,“不能通过说话和语言交流相互沟通的人,无法储存和追寻内心交流所需的各种思想,无法从具体到一般,从前提得出结论。”

当人类创造了语言之后,语言就成为了人类的标志和民族的精神,成为了人类交流和沟通的工具,成为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根据考古发现,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第一批尼安德特人在没有天灾人祸的情况下离奇灭绝,但克罗马的农民后来成为了人类最直接的祖先。一个非常有力的推论是,前者没有语言,后者创造了语言。语言拯救和帮助了克罗马的农民,人类摆脱了动物信号传递的藩篱,走上了人类语言传递的道路。第一次传播革命中的语言传播可能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但它一旦出现,就因其简单易行的操作和丰富的内涵而备受青睐,因为它可以使个人的经验和知识为大家所共享,使前人的文化积累为后人所继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学会了钻木取火、用草药治病、保存食物、饲养动物、培育食物、祭祀神灵,还掌握了制陶、纺织、炼铁等高知识技术。没有语言交流,这些变化就不会发生,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和发展,就会崩溃,就不会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因此,我们的语言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精神。

第二,文字传播革命

第二次传播革命,人类发明了文字,进入文字传播时代。以往的语言交流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熟记于心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无法做到“百年流传万里”,也无法保证信息在交流中不被扭曲、变形、重组、丢失。所以“文者为术之本,王政之始,前人如此落后,后人如此知古。”文字的发明及其在文献记录中的应用,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大创举,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它一方面引导人类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另一方面从时间的漫长和空间的广阔上真正超越了语言交流。

说到文字,埃及人归功于智慧之神,巴比伦人归功于命运之神,希腊人归功于奥林匹斯的使者和信使赫尔墨斯,只有中国把文字的发明归功于他自己——仓颉。现在,我们不需要再做任何猜测了。地下文物和文献记载一再向我们展示了文字最早的存在。就像语言一样,文字不是在一两个地方首先形成的,也不是只有几个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由古代的图画或洞穴图画经过长时间演变而来的。简而言之,文字起源于图片。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500年,“象形文字”和“象形文字”最早出现在古埃及和中国的土地上。当他们画一个字的时候,一个字代表同一个意思,几幅画一起组成一个故事或事件。在商周时期,中国人在新石器时代“陶文”的基础上创造了“象形文字”,而那些刻在龟甲和动物骨头上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这些人物基本都是图案化的,有表现力的,也有一些是简单的画面(如“日、月、山、川”等字样)。只有进一步发展后才能出现后来的文字(篆书、隶书、草、行、楷等。)被形成。

书写的发明首先出现在“粮食生产过剩的农业地区”,因为“那里有繁荣的贸易”。正是由于繁荣贸易的存在,在这些权力中心的正式官僚组织中需要写作技能...世界上少数几个强大的帝国创造了文字。”自从有了规范的文字,人类就可以用它来记录口语、描述事件、传播信息,也可以用它来反复阅读、慢慢破译来自遥远地方或早已去世的人留下的信息,用它来保存和传承人类积累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而不是试图去记忆,从而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现有的信息,为未来做打算。难怪古人把文字的发明看作是一件震惊鬼神地位的大事,深感敬畏:“前文学家仓颉,著书(造字),下了雨(下雨),夜里鬼哭。”((淮南子本景讯))

然而,在文字传播时代的早期,图画文字或图像文字已经被划分为符号音节系统(如英语、法语等。)和单字表意系统(如中文、日文等。),所以它们的功能和优势也不一样。研究表明,英语和法语更容易学习、使用和改变,这可能导致西方人更关注变化和发展的精神倾向。中国人和日本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掌握成千上万的词汇,并用它们来阅读相对简单通俗的文章,这与东方人对安定团结和怀念过去的深厚感情相当吻合。然而,虽然汉语和日语不容易学习和掌握,但人一旦有了阅读能力,人脑对单字表意系统中文字的反应速度就明显快于其他系统。东京电工大学教授对Koguchi (1996)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在单字的表意系统中,人脑对汉字的反应速度比假名(日语)快3倍。他说,人认识假名需要三个过程,即从字形到声音,再到意义;而汉语单词不需要经过音标转换的过程,可以直接从形状上理解意思,所以识别的速度要快很多,具有其他单词不具备的快速阅读的优势。另外,人虽然听不懂,但有时也能听懂(比如方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已经成为中华文化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外在表征,成为中华民族团结的特殊凝固剂,成为社会和谐、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力量。这是我们的祖先发明文字时从未预料到的伟大贡献。

在第二次通信革命中,汉字从具象的图画逐渐转变为抽象的篆书、隶书、行书、楷书,书写媒介从沉重的石头、泥土逐渐转变为较轻的龟甲、兽骨、木板、竹简和软棉、轻便的羊皮、帛和纸,书写工具从树枝、棍棒转变为石刀、刻字。这些变化时间越来越短,频率越来越快。既说明了人们的认识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在交往中的文明程度是西方人如何望尘莫及的。对于这些,用施拉姆(1984)的话说,“在当时可能是理所当然的,但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是历史上震惊地球的重大事件之一。”虽然文字改变了人类思维的基本取向,把人类的思维从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一些被视为古往今来伟大思想家的苏格拉底和孔子却信奉“言不尽意”。他们不喜欢写作却更愿意讲述,他们的对话录和《论语》也是后人的聆听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