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城市化的差异和原因是什么?
中国与欧美:城市化的基本差异与“异中有同”对比欧美模式,中国的城市化首先可以感受到两者之间的明显差异。城市化的速度不同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欧洲的城市化经历了200年左右,美国的城市化很快,但也持续了100多年。20世纪中期,欧美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90年代出现“逆城市化”,一部分人从城市或中心城市回到农村和郊区,这也是大自然降温、减缓城市化的常用手段。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可以说“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城市化的基本标志是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数量增长。有几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城市人口来看,城市化率从20%到40%英国用了20年,美国用了0年,中国只用了22年。从城镇数量来看,根据过去100年的统计,美国的城镇数量大约每20年翻一番。在中国,1999年,中国有21个小城镇,2000年猛增到20312个。近90%的小城镇是在改革开放后建成的,年均增长20以上。你也可以举两个城市来说明中国和美国的区别。画一年。洛杉矶只是“一个充满硝烟的小村庄”。从1960年开始,洛杉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大都市之一”,“在生产、就业和工业总产值方面都超过了大纽约”。西方学者对此评价道:“这可能是任何先进工业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但是,如果和中国对比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判断并不确切。20世纪末有一句流行的话,“2000年看Xi安,1000年看北京,100年看上海,2000年看深圳”。从南海海岸的一个小渔村到今天的900万人口,深圳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这种非凡的、跨越式的城市化使中国在很多方面接近拉美模式,但又明显不同于欧美。但是欧美的城市化毕竟代表了主流,中国也深受影响。最普遍的现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欧化。例如,在城市战略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城市群博斯沃什于上世纪90年代出现在美国东北海岸,标志着美国从传统的城市化进入了以“国际大都市”和“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阶段。到2005年底,美国有十个大的城市群。与传统大城市相比,城市群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发达的生产能力、完善的服务能力和全球交通、信息和经济中国网络。强大的大都市和城市群使国家强大,弱小的大都市和城市群使国家弱小,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生存和竞争的重要规律。在欧美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在2000年开始进入城市化时代。到2004年,中国已经有一三个城市提出要建设“国际大都市”。到2010年,中国将有20多个城市群。和欧美一样,中国的大都市和城市群是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板块,拥有来自国家和地区最优质的人口、资源和资本。据荷兰建筑评论家玛丽斯·伯尔曼(maryse Burman)统计,荷兰建筑师在中国的在建作品超过300件。究其原因,是很多管理者错误地认为,聘请一位外国设计师,建造一座“洋气”建筑,就能提升或展示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但其实这和一个追LV包包的小姑娘在智力和审美水平上并没有太大区别。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欧洲化。以“性观念”的改变为例。9月初八,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中国青年男女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跑过马路”了。不过,等下结论吧。因为还有一些重要的经验和事实是不容忽视的。以城市战略为例。2005年9月21日,在全国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建设部部长的汪光焘严厉批评了三个城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战略定位,随即看到这股“国际大都市风”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宜居城市”、“生态城市”、“文化城市”。关于生活方式,一位俄罗斯专家写道:“说西方化已经完全打败了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因为很多现象主要是大城市的年轻人,老一辈和小城镇的居民受影响要小很多。这一切都说明,虽然深受西方影响,但与拉美国家不同,在中国独特的政体、国体、历史、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城市化仍有一些不易感知、只属于自身的深层规律和特殊原则,这是中国城市发展有别于欧美的逻辑前提和经验基础。中国和拉美:城市化和“同异”的共同挑战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城市化与拉美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农业负担重、工业化程度低、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落后、人口多、素质低,同时也有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即如何适应和融入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与人口流动相对均匀、分布相对均衡的欧美城市化不同,城市化的突出特点是两个方面:在国家和区域范围内,是资源、人口、财产、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的“大城市化”;国际化、洲际化,是欧美模式主导的“国际大都市”,卷走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宝贵的人才、资源和资本。也可以说,拉美的城市化本质上是一种“城市化”。随着来之不易的资源流失严重,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内在差异日益凸显,城镇化道路异常艰难,风险重重。首先,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已经超过了城市的承受极限。1950年,拉美的城市化率为41。土地%,1990年飙升至5。土地%,接近当时欧洲的城市化水平。虽然联合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些国家对此感到担忧,甚至出台了相关措施,希望减缓城市化的步伐,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到2000年,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主要国家的城市人口分别占其总人口的9.9%、漆的9.9%、漆的5.4%,其中乌拉圭最为突出,达到93.3%,远超欧美。中国虽然没有拉美快,但速度惊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率曾经是0.6%,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是7.3%。1949年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化率还不到1%。但随着21世纪的到来,这一数值从2000年的0.09%飙升至2011年的51.2%,年均增速超过1.5%,相当于每年增加2000多万城镇人口。根据国外学者的一项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需要每年增加3-4亿平方米的住房,100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和1.4亿立方米的生活用水。城市人口在短时间内的激增,远远超过了城市的承载能力,这也是中国每一个城市都像拉美一样人满为患、资源和服务匮乏、超负荷运转的直接原因。其次,大城市人口的快速膨胀不利于国家和地区的协调发展。这主要是“城市化”的后遗症。城市化的显著特征是人口向大都市集中,不同于欧美相对自然的发展演变。各种外部势力操纵的“城市化”是拉美国家无法预料和控制的。这直接体现在很高的“城市首位度”上。城市社会学用的就是这个概念,最初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大城市和第二大城市之间的人口比例。但实际上,由于人口集聚和资源集聚密不可分,城市首位度也间接表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分布情况。比率越低,人口和资源分布越均衡,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稳定有序,问题和后遗症少。学界普遍认为,城市首位度低于2%是正常的。大部分欧美国家都是这样,分别是纽约、罗马、悉尼。相比之下,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排名第一吧?土地%,秘鲁首都利马为13.1%,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为11.5%,后者还集中了全国3.3%的人口。在中国,城市资源不均衡的现象也很突出。以科研资源为例,首都北京拥有2%的国家重点实验室、3.2%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4.5%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3.0%的国家重点学科、4.1%的国家基础研究项目、3.2%的巴鲁3计划项目和3.5%的科技攻关计划。此外,还有三位两院院士,齐鲁,占全国一半以上。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例,安徽省99%的博士、3%的科技人员、5%的科研经费、0%以上的专利都集中在合肥。当时媒体披露后面的数据时,用的是“合肥充满活力”的标题,但安徽整体呢?过度集中不仅导致人口和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剥夺了其他城市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第三,贫困和贫富差距加大,城市社会问题和危机无处不在。一方面,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缺乏必要的物质支持,拉美的贫困现象在城市化进程中不降反升。最有代表性的指标之一就是失业率。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拉美地区公开失业率为0.3%,2003年上升至0.0%,城镇失业总人数超过10万。失业造成的贫困是拉美各种社会问题和危机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城市化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来进行城市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由于自身“造血”能力和经济发展不足,拉美城市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严重依赖外资。西方援助的真实面目是西方操纵,往往伴随着资源掠夺、政治干预和文化侵略,加剧了拉美国家城市发展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多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拉美国家的平均偿债比率已经超过20%。一旦这些钱借不到或者出逃,就会出现“债务危机”,引发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之下,中国也存在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例如,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就曾指出,“环京津存在一个大规模的贫困带”,即三七9个贫困村,二七32个贫困县,2.6万贫困人口。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国和拉美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一,不同的国家制度导致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尽管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改革创新任务艰巨,但相对于在国家和政治制度上深受西方影响的拉丁美洲频繁出现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城市化明显缺乏国家战略设计和政策连续性,改革开放的基本方略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城市化最根本的政治和制度保障。由于国家的独立性和稳定有序的政治制度,中国有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出城镇化战略和政策,如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等,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异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其次,不同的经济基础导致应对城市挑战的能力不同。中国和拉美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问题甚至危机。与拉美的高失业率相比,中国约有1.3亿“农民工”及其家庭,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仍处于“半城市化”阶段。然而,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严重依赖和依附西方的拉美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债务城市化”,深陷“国家贫困”。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和物力,城市化的挑战往往令人不知所措。在改革开放中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仅编织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中国,而且在过去的十年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了1.8倍。尽管未来城市化的压力仍然巨大,但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可以持续十年以上,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对中国的城市化持乐观态度。第三,是主流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应对西方文化的策略和能力的不同。人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人的精神和价值观最终决定了城市的未来。在拉美国家和地区,由于殖民时代对当地传统文化的破坏性解构和“转基因”重建,向往和盲目模仿西方生活方式成为主流文化。20世纪以来,中国深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但在中国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下,中国话语的文化自觉和中国风的国家形象被充分唤醒,尤其是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成为中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软实力保障。超越欧美拉美:一个早熟孩子的责任与苦难在研究古希腊和东方社会时,马克思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比喻,希腊是人类的“正常孩子”,而中国是“早熟孩子”。时至今日,这个比喻依然生动、准确、深刻。与正常孩子相比,因为缺乏必要的条件和环境,早熟的孩子普遍承受了很多,很多梦想被压抑或者破灭。另一方面,痛苦坎坷的早期经历也给了早熟的孩子一笔巨大的人生财富,那就是他们的思想和意志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磨练,能够在任何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下生存和发展。与早产儿相比,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有内伤和隐痛。然而,与早熟儿童习惯性依赖外界,无法真正成长相反,依靠个体后天的努力和奋斗来弥补先天的不足和缺陷,是每一个早熟儿童最突出的特点。不仅有相当强壮的“身体”,还有不甘示弱的“灵魂”。大部分早熟的孩子都具备“无愧于大任”的基本素质,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贫寒之子,生而为人”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唱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在城市化方面,也是如此。中国城市化和拉美一样,很多历史条件都不具备,经常有被各种问题和障碍淹没的危险。但不同的是,拉美城市在对外界的习惯性屈从中,逐渐养成了一种卑微而软弱的性格。而中国则有勇气摆脱欧美的束缚和羁绊。通过顽强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不断克服了早熟带来的软弱和恐惧,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民族发展道路,同时也为构建中国城市化的内涵和形象积累了经验。关键在于你敢不敢,有没有这个意愿,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在交了高额学费之后,走出欧美的阴影。在新型城镇化成为重大国家战略的今天,这个答案不言而喻。与欧美的城市化不同,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推动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经济自由主义弊端日益凸显的当下,政府和市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显然具有易于控制、发展更加均衡的优势。与拉美模式相比,虽然都面临着城市转型和城市病的巨大挑战,但由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国在解决城乡二元矛盾、城市内部贫富差距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独特而有效的政策和战略体系。因此,中国的城市不仅在逻辑上不同于西方的假设和推理,而且走了一条与拉美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和模式。但早熟的孩子也有早熟的问题和弱点,在某些历史阶段是不可能完全超越的。因此,我们不仅有很多功课要补上,而且我们将继续面临许多失败和痛苦。在不同的场合,经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中国的城镇化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和捷径?我给的答案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苦”。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好吃苦的准备,甚至是长期的吃苦。虽然中国的城市化战略明确而坚定,但由于资源有限、人口众多、时间紧迫、世界形势复杂,中国不可能舒舒服服地走过这一历史必然阶段。因此,我们不仅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物质条件准备,还要有打硬仗、付出沉重代价的准备和打算。另一方面,也没必要对中国的城市化持悲观态度。就像所有批判中国经济的西方人都犯了致命的错误一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伟大民族,中国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城市化,一定是光明美好的,既不会受制于人,也不会屈从于自然的局限。有人会问:要苦多久?我不是预言家,但如果非要说的话,我估计至少要三十年。为什么?因为2050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节点。可想而知,当时人口相对少了很多,随之而来的是资源压力的减轻;科技水平不断发展,解决了更多的生活资料矛盾;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道路和模式的整体背景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人民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一切都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最后,著名学者张广智在研究青铜时代时指出,与西方的断裂式发展不同,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连续的文明,是代表“多数”的典范。这也算是一个早熟孩子的“天赋”和“命运”吧。与普通人相比,早熟的孩子往往想得更多,受的苦更多,责任感更突出。所以,他选择的,很可能是所有道路中最好的一条。不仅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与西方城市化相比,中国的城市化从一开始就经过了周密的考虑,考虑到了很多层面和关系,所以我们民族构建的中国城市化模式应该是人类城市化所有可能路径中“最好的一个”。有了这样的模型,我们就可以自信了。与悲观的西方人将城市视为注定的战争相反,中国式的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发展的未来。然而,道路的方向刚刚确定,伟大的蓝图刚刚开始绘制。还有很多问题和矛盾,也需要几代人去思考和探索。该低头了,大家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