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之谜——彝人是夏朝的统治者,古彝语是夏朝的隶书。

彝族是夏朝的统治者,古彝语是夏朝的官方语言!这是钟鸣先生于2009年8月6日5438+00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一篇具有重大考古意义的文章。是关于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属于中原,还是属于自古以来统治西南五千多年的彝族(古夷人)的文章。文章给了那些一直坚持“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历史学家或学者沉重的一击。他提出。这无异于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上投下了一颗沉重的原子弹。值得一读,特此推荐给大家。

夏朝经历了14代17王,可见不可能没有文字。如果有,是什么形式?在什么范围内?

三星堆的文字自成体系,无论数量和书写方法的多样性,它们都领先于甲骨文之前和之后,甚至是夏后的夏季之前。

可以听听彝族是夏朝统治者,古彝语是夏朝的隶书这种解释吗?夏后易地时,彝族人迁移到南彝高原,留下了辉煌的三星堆?这一假说的意义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经夏商周”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三星堆二号坑青铜C形人

历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当。

当时偶遇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念,他正在为《国家地理》拍摄和介绍四川三星堆文化。我给他看了藏在我简陋房间里的三星堆古玉。聊天时,涉及到“中国的……”,很快得到纠正。在历史上,“中国”这个名词出现得很晚。关于这一点,他是对的。

《礼记·中庸》全中国,《汉书》全中国,都是指中原黄河流域。当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叫国方,是从草创到周朝的主要社会组织形式,逐渐消失,走向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的第一段——“中国的中国”,然后是亚洲的中国,最后是世界的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就是中外交流时期的中国。苏先生曾批评过历史教育的两个怪圈。第一个怪圈是“中国大一统观”,即把汉族的历史当作正史,而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撇在一边。所以说巴蜀在先秦没有进入中国,还有一些问题,因为在过去是“入了外国就是外国,入了夏就是夏”。四川的民族和方国的统治没有区别,而且民族众多,杂居繁衍,所以复杂成为一个重要的特点。而民间的三星堆玉石器,在更有利于解开三代之谜的时候,与传统严重冲突,也说明了这一点!难怪李记曾经有一句名言,“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学家都被秦始皇忽悠了,以为中国的文化和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东西”(中华文明的开端)。从西北方向看,把长城让给“外星人”当然是不对的——如果转身看西南方向,把“蛮夷”让给“中国”的做法就属于“卤”。

青铜隋宫杯

汉彝学者认字不同。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一般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是没有文字的。但是彝族学者去博物馆,可以辨认出很多古彝文。不仅是文字,还有实物、图腾、符号、雕像,汉、彝学者的解读都大不相同。连汉族学者都认不出公开的文字,这一点也被彝族学者阿玉铁日打破,他破译了许多民间玉铭文。有意思的是,北京大学语言研究中心的一个课题组正在构建古藏缅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建的是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所以三星堆玉器是无法回避的。而图文并茂的玉石器在民间已经流传了十年,这也是为什么不久前在厦门举办的“三星堆玉文化研讨会”由热心的民间发起人发起,国内外学者参加,希望找到一条新的研究之路。事后被个别媒体“矮化”,被炒热,患上了“文化”敏感症!

隋宫杯青铜器铭文

这里的“文化”涉及最深的内容,在我看来,也是写玉。接触到的世界,大多是在作坊里,也就是说,没有“坑爹”的地方,虽有跃跃欲试的人,也只能望而却步。奇怪的是,红山文化著名的C形龙,保利集团纪等国家级重量级人物的青铜器,都没有垂下头来,却依然雍容华贵。然而,想用文字来谈事情的民间三星堆却义愤填膺。想必背景不同,但却占据了想卖名者的重要位置。当然,它是虚弱的。但是人民群众发现的两千多个不同的人物——肯定不会有什么软弱的表现。眼尖的专家认为,这些玉字应该是继甲骨文之后发现的最大的古文字系统。彝族学者阿玉铁日甚至论证过“彝文和汉字更古老,更同源”。

“襁褓片”(王宇片)

甲骨文之前有文字吗?

三星堆玉器的发掘要追溯到1927年的严道成,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人并不是颜氏,而是那些围绕玉器石器关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很多外国人,比如桑志华、德金日、安特生等。最重要的是李记在安阳和二里头的发掘,使甲骨文成为铁证,把章太炎关了起来。李记认为,甲骨文绝不是原始的,毫无疑问,在此之前有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克文都龙Xi

三星堆的发掘开始很民间。在1930年代,有董宜都牧师、陶宗波战士、罗县长和华西大学美国地质学家戴教授。然后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国教授葛和副馆长林明俊。通过后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这件事,并回复了那封著名的信。信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还谈到甲骨文被称为“蜀”。没想到,一句话成了预言。直到现在,三星堆大部分都逃不出这个老窝,与器物的辉煌不符。

柯闻道《龙溪音陀》(文本未译)

依笔者愚见,阻碍健康研究的原因有两个:一个与观念有关,一个与器具有关,两者敌对,导致循环更糟,停不下来。

所谓观念就是“中国大一统观”或“中原文化前提论”。许多人喜欢用《蜀王列传》中的“我不懂文字,我不懂礼乐”来证明这一点。但就笔者从南到北所见,五弦琴的雕像,氏族的仪式,民间收集的鼓乐和舞蹈,可以排除没有礼乐的说法。杨雄说,“我不认识字”,因为时间的差距。不用说,他就是孔子,和夏走得更近,曾经感叹夏的信息量不够。由此可见,论证所需文献的重要性,既包括古籍,也包括器物。

乌龟身上有洛书的玉雕

商周被西方承认,因为有甲骨文,夏朝却因为没有发现文字而不得不努力。为此有一国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偃师二里头,但除了“夏商分界”和“渤西”的假说之外,没有听说发现甲骨文之前的文字。但如果夏不能证明,“易”还是会被“华”遗忘。可惜,这些担忧,因为器物的便利,在民间悄然开始。想想当时甲骨文的困境,谁也无法释怀。

世界上最早的金杖

三星堆之谜的关键在于文字和图片。

从偃师到现在,民间收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20年代到1990年代。颜家出土400件,大部分流传民间,有异地的,也有国外的。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陈立夫当时在重庆得到的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收藏有装订的小雕像。台湾故宫博物院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丢失的。包括日本、新加坡和东南亚国家。

说没发现文字恐怕不对,所以当地文管所收藏了有铭文的青铜器。二号坑青铜C形头的额头上有一个“H”符号。据考证,它是“冯”姓的变体,即古籍《姚开悟与碑文》中所刻之人的碑文。所谓“题字”,就是在额头上题字的人。王嘉佑收集了战国到西汉的150多种图形文字,后来被称为“巴蜀象形文字”,但和我看到的玉字并不一样。

研究巴蜀文字的,除了王嘉佑、,还有孟、李雪芹、、童、钱。王嘉佑和李富华认为巴蜀符号具有传递图画和文字的功能,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先民的西陵文化。钱写过《古蜀有拼音文字》一文,认为巴蜀符号其实是拼音文字,与古彝语有关。

1990年代文物被禁,三星堆玉器继续流向社会,进入第二阶段。广汉最初有几个收藏家。后来成都的张思勇最大。外国收藏家是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成都重庆大概三十人。最早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张思勇和梁合著的《古蜀玉器集》,这表明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解开三星堆文化之谜的关键在于文字和图形识别。官方研究对象的缺乏,恰恰是很多人固执己见,忽视作坊里的努力,诋毁民间收藏的结果。

三星堆古文化遗址

神秘的夏朝龙印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有很多外在的表象直接把意识形态(广义上的)变成了功利主义,而我们却视而不见,幸灾乐祸于自己的“突然发现”。其实道理早就有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恋童癖)并不是在事发后才被曝光,而是已经在《颤栗》和《牛逼》两张专辑中被曝光。“潜意识是在外面的,而不是藏在某个深不可测的深渊里。引用电影《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幻想的瘟疫)。

有了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不妨说,关于夏朝人物的真相,大概早就有了。甲骨文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在它之前一定有很长的演变过程。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原始文字到商代的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一点没有争议。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夏天有没有词。是的,是什么形式?在什么范围内?郭沫若和徐中书对此持怀疑态度,或者认为不是。唐兰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等典籍对夏商朝世系、年代、历史事件的详细记载,夏应该被列入信史,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不是空话。《尚书·托兹》:“殷先人有书有录;尹格夏住。”说明殷代前的夏朝在正典中有记载,虽然关系密切。更何况,保利美术馆的青铜隋贡杯是一件近3000年的文物,它的99个铭文描述于霞治水的伟大成就早于《尚书》,也就是几百年后。于震,夏天是真的,没有夏天就没有中国,这一点也不夸张。夏朝经历了十四代十七王,可见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所以在它之前就有了原型,也涉及到了仓颉;在此之前,伏羲决定人道,作书法契(包括木板、玉板,书的每一面都叫契,以便互相试探),画八卦,代替打结,治天为图,一会儿取法,一会儿就好办了...这种非语言进化的痕迹是什么?后人留下的《书》《于霞书》《禅文》也广为流传,日益热闹,因为盖能使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实。

尤其是最需要注意的是“襁褓碑”(也叫王宇碑),不是因为它的传说,而是因为自明代杨慎等人以来,已经有了很多破译者。短则几年,长则十年。但主流观点是记住大禹治水的贡献,这和三国魏人张仪、北魏郦道元是一样的。支持这一观点的有两点:第一,襁褓碑从字体上看是“蝌蚪”。关于这本书的体例,孔安国在《尚书·序》中有最直接的描述,是《钦定四库全书》的总结。事实摆在那里,你必须读一读:

"...而秦始皇毁第一代经典,焚书坑儒,成了天下光棍。当他们逃跑时,他们被解散了。我的祖先把他们的信藏在房子的墙壁里。汉朝盛世,开派,求雅,以说明大思想。年逾九旬的济南傅生,丢经口传,删减二十余篇。以其古书,谓之《尚书》。一百条的意义,世人皆不知。到鲁* * *,皇宫管理得好,孔子旧居不好,可以广居。在墙上,他得到了他的祖先隐藏的古文字,夏宇,商周的书籍,论语的孝道,都是蝌蚪的文字。王再登孔府,闻石帛竹之声,而不坏屋,学以还书孔子。蝌蚪书被废弃已久,在人懵懂的时候,可以通过听到伏兵之书来学习论文的意思,确定其可知性……”

至此,听人说蝌蚪书体是夏朝的隶书,叫做夏篆,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感叹南岳之碑默默无闻,世界镌刻,也是对路尽头先人的一种缅怀。四川北川西羌峪洞还有一块蝌蚪形的王宇碑,出处不详。地震前看了检查图片,只剩二十个字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塌了。虽然蝌蚪被称为夏宇商周书法,没有办法测试他们的起源。

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在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中,有一枚高50厘米的印章,长柄是一根爬龙柱,似乎显示出一种高大独特的姿态。龙的头是头,头是独立,是始。中国的文化先驱,为国捐躯而不为天下劳苦的,数一数皇帝,黄帝和黄仁,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的大神话学家丁山先生写了一篇《玉屏水土术考》,试图揣摩其意。既然把巴比伦的洪水神话、希伯来语的诺亚方舟和印度的圣鱼相提并论,教导人们躲避洪水,中国也应该把洪水传说作为自己民族历史的起点。当有灾难时,有一个领袖来治愈它,愚公是唯一的一个。在古书记载中,“皆是禹之迹”,《诗经》或《丁仪识》,“从前期到春秋中期,流传数百年的可靠史料,皆是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民族》)。如上所述,我可以证明。当然,最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要从周朝开始,当时的书数在殷商以前”,应该算是夏。

但这和三星堆的龙印有什么关系呢?——石鼎从甲骨文的铭文入手,研究了象征雨神的“雨”字,说“雨是雨神而固”。因为“是龙,而龙是九龙(扮作宇霸九州),九龙是九歌蛐蛐,九歌蛐蛐是宇。就文字本义而言,确实是龙蛇也。”于是司的姓氏,司的篆书颇似“蛇身自行环”,常出现于三星堆玉器中,可对应古彝语。显然,蛇是夏后氏的民族图腾,而龙蛇是三星堆玉像中的主要图腾符号也并非偶然。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认为,蜀王的“杜宇”就是“蛇宇”(见孙作云《蚩尤研究——中国古代蛇族制度新探》),“龟灵”就是“枪”。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蜀就是夏的意思,我们今天看到的三星堆文字系统也是夏字。难怪三星堆让那么多不捧书的专家晕头转向。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越来越受到关注——比如根据碳十四的测定,符合夏朝的首荐;类似的器物,包括牙掌、铜牌、陶豆和陶杯;有些文字与甲骨文相似且早于甲骨文,由此引出另一个话题——如果这些文字可以用古彝语解读,那么彝与夏的关系是什么?你能不能听听这个解释:彝族是夏朝的统治者,古代的彝语是夏朝的官方语言,夏后,彝族(谁?)搬到了南义高地,却留下了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说的衰落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经夏商周”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可以像人一样跑掉吗?——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边夏朝考古核心区发现过与三星堆玉器相同的文字。这个“侠义”话语圈在哪里?三星堆文字自成体系,无论数量和书写方法的多样性,甲骨文之前和之后,甚至是夏后的夏天之前——不然怎么解释多出来的700年?蝌蚪可能会成为线索。

所以,这个三星堆龙印非同一般。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像雕塑,但不像印章。座方凸,底有四个大字。与史燚出版的碑文相比,笔画开头粗,结尾细,弯弯曲曲,都是标准的蝌蚪文字。柱的两侧和座的四周,都有与蝌蚪完全不同的文字,可见夏朝写谗言的混杂性。从白化病的程度来看,夏朝的东西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它是我国目前公开的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枚印章并不为过,意义重大。这个国宝级的孤本龙印,像一支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带来了一线曙光,让我们循着它,回到三星堆玉字的问题上来。

既然三星堆玉器有蝌蚪,二里头没有,龙山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就不用再避嫌了。中国的分割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体系中的伏羲和炎黄,而更为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体系——实际上是北方语系的昆侯,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争。血缘与文字叠加,无字东夷也夹杂其中(金沙遗址的良渚丛,三星堆玉像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大量龙蛇鸟兽混杂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象征性的文字事件是“河图满生,洛书赐于”。而这恰好被民间隐藏的另一个瓶雕所印证。

这个雕塑是一个头戴皇冠的人,双脚站在平台上,手里拿着卷轴——也就是乌龟负信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偶像的背后,刻着乌龟的形象。最直接的解释是平台两侧对称的大鱼图案,印证了《采风笔记》对夏棍的描述:夏棍,因治水不力,“沉入羽园,化为,见之谓‘河精’”。乌龟是河神的使者,给禹带来一封罗的信,信中有治水的秘密。从语言传说固化到完美立体空间的雕塑,以人为本,这是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中没有的,弥足珍贵,是东方玉文化的杰作。这件雕塑之所以能成为典范,是因为它第一次展现了男权社会中“失败英雄”的苦闷精神。千百年来,这种精神已经混杂变形(就像龙的神话本身),必然会渗透南北其他民族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氏时代龙马出河,禹时代龟失信,所以“圣人是之”的精髓都在这里。所以,透过它,我们不仅要了解故事,还要看清楚雕塑背后的悲剧叙事——那是大胆的历史学家推断出的另一种可能:于一的夏人,也就是蛇图腾部落,根据中原的说法,在他们亡国(蚩尤被杀)后,受到苦役的惩罚,他们通过治水混入了三苗。三星堆玉文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投射出来的世界图景,它的文字会慢慢道出中国本土艺术真正的起源和演变,只是被后来者所迷惑或遗忘。

三星堆-巴蜀图文之谜,除了七种令人费解的古文字书:《仓颉书》、《柯》、《于霞书》、《鸿雁天书》、《夜郎天书》、《东巴文献》、《嘎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