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课历史的社会功能是什么?

史学的社会功能是自古以来许多史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大批历史学家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更加理性和清晰地探索了史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功能及其表现形式,经历了相当曲折和坎坷的历程,但每一阶段的深入探讨都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为后人开辟了足够的思考空间和讨论领域。有鉴于此,回顾和反思建国以来中国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讨论的得失是有益的:一是对历史遗产的必要总结;其次,是推动史学科学化进程、完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一步;再次,是为了使史学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进而服务于社会的有益探索。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初步探讨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人从实现历史功能的角度对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类比进行了反思。其中,翦伯赞的反省和批判尤为深刻。他说,这种做法“不仅不能帮助人们理解真正的政治,相反,它模糊了人们对真正政治的理解。”他认为,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新情况层出不穷,新的现实必然会对历史提出更高的标准。如果继续用简单生硬的历史比较来为现实服务,把历史现实等同于今天的现实,“那不是把历史现实现代化以符合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经典化以容纳历史现实,这两者都是非历史的,因而都是错误的。”[1]显然,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在敏锐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同时,也对非历史主义的历史比较法深感忧虑。他们意识到,这种功利主义的做法不仅直接影响史学的社会功能,而且影响史学的发展前景。但遗憾的是,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家对史学功能的有益思考,并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引起共鸣和重视。当时,毛泽东对历史的认识是在中国史学界展开的,毛泽东注重历史对现实的指导和教育意义。他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多次提到历史在现实中的作用。他说:“没有革命理论、历史知识和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一个政党是不可能引导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我们的另一个任务是从我们的历史遗产中吸取教训,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批判它...这对指导当前的大运动有很大帮助。”[2]毛泽东的论述成为20世纪50-60年代历史学家阐述历史的社会功能及其发挥方式的主要理论依据。随着“极左思潮”在政治领域的蔓延,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开始在历史领域扩张,使人们对历史作用的认识向畸形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历史研究中的“尊今弃古”,要求历史研究适应当时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以适应时代的政治要求。1965年,齐本禹在康生的支持下,在5《红旗6》杂志第13期发表了《为革命学习历史》一文,一方面批判以简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历史主义;他一方面高喊“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革命学习历史”。他所谓的“为革命而学历史”,即历史必须为眼前的政治需要服务。这种带有政治目的的肆意玩弄,完全把历史研究当成了扩大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工具。在齐本禹的鼓动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等口号问世,主张史学要为当前政治运动和当前政策服务。至于这种做法是否真的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历史学科的发展,似乎没有必要关心。针对这种情况,简伯赞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同志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把党的几乎每一项政策、号召、口号都塞进古代史,这是错误的。严伯赞认为,“在历史研究中贯彻政策的精神是必要的”,但“并不是要把我们今天的所有政策都塞到古代历史中去”。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一、历史为政治服务,即“不是为了配合当前的每一场政治运动,而是为了一定时期内某一阶级的需要,即为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服务”。第二,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并不是把古代的东西都拖到近代,而是“总结历史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用这种经验的总结为政治服务”。第三,历史为政治服务,“就是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出历史发展的趋势,用规律和趋势的知识为政治服务。”[3]今天看来,这一观点贯彻了科学历史主义的原则,对今天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也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