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关于男天使的电影,一个关于帮助残疾儿童的故事。

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残疾。有的人,只是提前了,有的人年纪大了,因为生病,腿脚不灵活,或者失明了。如果更多的人关注残疾人,他们是在为整个社会和自己节约能源。

“现在是字幕,屏幕看起来像一滩浑水,演职人员的名字像血一样流下来。”

“镜头里,有高楼,有地铁站。男主角蒋中天和女朋友文心在一起了。文心很漂亮,鹅蛋脸,大眼睛,齐刘海。”

65438+10月24日,多云,电影《门》正在北京星美影院上映。电影旁白大卫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生动地描绘了这部电影。观众的眼睛被一条蓝色的丝巾蒙住了。这些特殊观众大多是盲人和志愿者。大卫的解说成为了大家“理解”这部电影不可或缺的信息。

一个健康的人绝不会主动闭上眼睛听电影。偶尔尝试似乎是一种新奇的体验,而一个盲人只能用这种方式“看”电影。导演李·摘下蓝色丝巾后说的第一句话是:“能再见到它真是太好了。”

在海外,电视台或电影院会定期播放无障碍影视作品,供特殊人群欣赏。然而,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仍然不了解盲人和聋人等特殊人群的娱乐需求。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是北京一家专门帮助残疾人的非营利组织。从2005年7月开始,创始人郑晓洁和大卫夫妇坚持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帮助盲人朋友——谈电影。

大卫说:“我们通常在电视上播放电影,我给他们解释。条件极其简陋,所以特别希望能真正和他们一起走进电影院,享受电影。”

平房里的电视和电影。

沿着北京老鼓楼街往西走,经过三元牛奶公司,拐过一个仿古建筑,就是鼓楼西街79号。院子里一间灰砖平房,很不起眼,不显眼,但在杨林山等一些盲人的心里,却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们。

每周六早上9点,郊县的盲人早早聚集在这里,免费欣赏一场由大卫解说的电影。条件自然很简单。在一间只能容纳30多人的小平房里,只有一台电视、一台DVD机和一个扩音器。一年多来,这里上映了五六十部电影。

讲电影的人是关键,大家对大卫的解说水平赞不绝口。“他说得很好,声音很好听。他说我们可以闻到青草的味道,好像春天它是绿色的。”

“下雨的时候,一到* * *,我们就去了四个人,一直到10点都没有人再来。最后他给我们四个人讲了一个电影,像往常一样生动。我们好像心里有眼睛。”杨林山说。

这个小平房有个好听的名字——“心灵电影院”,但在盲人眼里,这是他们快乐的天堂,“天堂电影院”,因为天堂里没有盲人。

“事实上,盲人想要的和我们健康人想要的享受生活的方式是一样的。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十几年前,他在电影院看电影,盲人朋友去那里看电影,向他们工会要票,必须坐中间。这就是渴望平等的心态。”郑小洁说。

2003年7月,她注册了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致力于社区残疾人的综合能力发展。多年前,她还在航天系工作的时候,就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自考。她班上有个残疾朋友,腿是小儿麻痹症。每次上楼,她都要用双手爬上楼。“最终,我用了八年时间读完了心理学专业。那个残疾朋友给了我重要的支持。没有她,我可能早就放弃了,所以潜意识里总想报答一个像她这样的人。”

起初,大卫只答应帮助妻子半年。结果他投进去之后就走不出来了,也放弃了曾经做的很好的生意。近年来,他们不断地投资他们的积蓄,花光了所有的钱。兄弟姐妹觉得生活质量下降太多,生活太辛苦。身边的朋友都觉得这对夫妻疯了。有些亲戚朋友甚至认为整天和残疾人打交道会带来厄运。一方面,他们害怕向自己借钱,避而远之。

“洪丹丹”为残疾人做过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给盲人做过法律培训,尝试培养盲人播音员人才。大卫和郑小洁已经越来越熟悉这个组合了。有一次一个盲人朋友去他们家玩,正好大卫在家庭影院看《终结者》。他邀请这位朋友一起看,试图通过解说来弥补对方视觉信息的不足。影片结束后,谁也没想到,盲人抱起大卫转圈,激动地喊着:“我懂了,第一次欣赏,太美妙了。”这件事对大卫和他的妻子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后来他们做了很多社会调查,问了很多盲人。没有一个人说不喜欢被人说电影,特别渴望。

如果我有三个黑暗的日子

如果给盲人讲电影是一种职业,大卫可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坚持这样做的人。熟悉他声音的人,每天晚上10,10都能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心灵影院》的节目中听到他谈论电影。

该节目于2006年5月开播,是一档针对盲人的电影节目。第一次接触观众,大卫讲的是著名的舞蹈《千手观音》。这需要一定的技巧,不是几天就能练出来的,所以有人称他为“专业志愿者”。

鼓楼西街79号院的小平房里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可可西里》。杨林山还记得里面的画面:沙漠中,保护藏羚羊的车队被困。虽然他说不清藏羚羊到底长什么样,但他明白保护环境的道理。"大卫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为了体验失明的感觉,大卫在和妻子散步时闭上了眼睛,妻子信任地领着他。那是他们每天通常散步的路线,乘公共汽车大约4站远。然而,失去视觉信息的大卫越来越多疑,想知道周围的一切,心里很慌乱。当他回到自己的感受中谈论电影时,内容和盲人的理解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提高。

“红丹丹”还组织了“如果给我三天黑暗”的活动:30名志愿者戴上黑色眼罩,第一天中午只有两个女孩坚持下来。其中一名女大学生摘下眼罩后竟然哭了。她挥挥手,喊道:“上帝啊,我终于重见光明了!”"

“才过了半天,可是很多盲人一辈子都要面对这种黑暗!”大卫感叹道。

对于普通人来说,了解和感受这个世界,80%的信息都是通过视觉获得的。对于失去视力的盲人来说,只有20%的世界是他们通过触觉和听觉来感受的。中国大陆有1000多万盲人,这意味着在这1000人中,几乎有8人是盲人。

为了不错过画面中的每一个信息,大卫在讲一部电影之前都要看两三遍,并用纸笔做详细的记录。“电影的镜头语言有时候太笼统,非常快。如果不知道下一个镜头,就无法把故事里的很多内容联系起来。”

“除了描述人物的高矮胖瘦,还要记住人物的名字。不同的角色甚至有不同的音调和声音,这对盲人理解内容非常重要。”

“讲述的时候,尽量不要对话式的说话。如果现场音效可以分开,那就尽量说,因为声音不重叠。如果在一起,要注意重叠音。”

大卫把这些总结出来的“电影经典”教给来“心灵电影院”做志愿者的人,包括白领、律师、大学生、公众人物等。

但是,有一个特点是别人很难模仿的,那就是大卫电影的结论。这是他每次都必须认真准备的一课,在反复播放的片尾曲里写下自己对影片的理解。这些自己消化的句子,可以帮助盲人真正“理解”电影更深层次的含义。很多人都习惯了。看完一部电影,听到最后的结论,他们感到满足和满足。

《东京审判》是迄今为止大卫最满意的电影故事,尤其是最后的结论出来后,现场的气氛安静而严肃,没有平日那么轻松。一个瞎子说:“我哭都哭不出来。我觉得胸口不舒服,但是我很兴奋,很激动。”大卫说:“这是对民族和祖国的爱。”

平时在家看电视的时候,他的嘴也没闲着。他跟着电视画面,边看边练习说话。郑小杰平时听他说话,不看图提出问题和建议。比如“出现了一个发型很奇怪的女人”,还不如“出现了一个面包形状的女人”。“他有很强的语言组织能力,我从来不和他吵架。再加上这种做法,我就更吵了。”郑小洁玩得很开心。

“其实一部好电影的关键是平等对待盲人。”这是大卫最重要的《心经》。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天使艾米丽。

在录制电台节目《心电影院》时,大卫还会和他的盲人徒弟——“红丹丹”的另一个项目——一起编播节目。从2004年开始,他和妻子先后培训了几名盲童,基本掌握了广播节目的编导和播音,有人还取得了普通话二级证书。

这些盲童住在“红丹丹”的宿舍里,生活费、学费等所有费用都由夫妻俩资助,数额相当大。“目前我们能力有限,只能帮助个别孩子,但我们想让更多的盲童看到希望。盲人不能只做按摩或者当算命先生。”

郑小杰坦言,他对儿子的照顾,对这些孩子往往不全面。好在儿子很理解父母,现在也是“洪丹丹”的志愿者,经常给父母提建议。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家庭,一种自由的宗教感在这个家庭中流动。他的父母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的儿子对基督教感兴趣。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父母的公益事业。年轻人笑着说:“没什么,我想他们只是给在沙漠中行走的人送了一杯水。”

以前由于业务应酬,大卫和郑小洁晚上会去高档餐厅吃饭、喝茶、打保龄球、打台球。“红丹丹”创作后,基本上入不敷出,物质生活今非昔比。偶尔去一个胡同里的小饭馆吃饭,也很满足。郑小洁大喊:“现在是我们家这么多年来最幸福的一天。每天三个人一起上下班,真的很幸福。”

6月65438+10月65438+2006年4月,“红丹丹”组织50位盲人朋友去摸长城。在很多参与者看来,这个活动让他们心中的世界变大了。“长城的砖原来是这样的,比我的砖大很多。”“我总是听说慕田峪长城是什么样子的。我以为是山坡什么的。我来的时候感觉真的很棒。”“我觉得很幸福。我觉得我不是残疾人。”一个摸长城的活动,会给盲人朋友带来如此巨大的欢乐,甚至会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郑小洁和大卫还有很多梦想。他们希望将自己的电影制作成有声读物,让更多的盲人可以“看到”电影。希望经过培训的盲人主持人能参加2008年残奥会的采访和节目转播。他们还设想在中国为残疾人建造一个主题公园。制作世界上所有著名建筑的模型,然后让盲人触摸它们。甚至做一个地铁、天空、地下的模型,让他知道天空是什么样的,道路是什么样的,桥梁是什么样的,地铁洞是什么样的,火车是怎么穿过的。

资深脱口秀主持人苏静萍,是电台节目《心灵影院》的主持人。他认为每个人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都会残疾。有的人,只是提前了,有的人年纪大了,因为生病,腿脚不灵活,或者失明了。如果更多的人关注残疾人,他们是在为整个社会和自己节约能源。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帮助盲人最好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郑小杰经常问身边的朋友,你知道怎么给盲人引路吗?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站在他面前,把你的手臂,左臂或者右臂,给他做一个支点。他挽着你的胳膊,就像恋人一样,挽着你的胳膊,你牵着他一会儿,领他过马路。

在大卫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天使艾米丽》中,一个盲人在路边犹豫不决,不知道如何过马路。这时,艾米莉走过去扶着他说:“我来扶你,下台,我们走。迎面是鼓队指挥官的遗孀。丈夫去世后,她一直穿着丈夫的制服,步步高升。上面标牌上的马头少了一只耳朵。花店老板总是面带微笑,眼角的皱纹都下不去了。”

“好闻?水果店的老板正在给客人切瓜。有人在买桃子冰淇淋。我们刚刚经过肉店。火腿79法郎,排骨49法郎。现在是奶酪店,酸的12.9法郎,光的23.5法郎。很搞笑,一个小孩在看狗,一只小狗在看鸡。我们到了。这是地铁站旁边的报摊。你应该很熟悉。我们在这里分手了。好的,再见。”

几分钟的路程,她向周围的盲人重复了她所看到的一切。那个盲人站在那里,仰望天空。他说,上帝,我看到了你派来的天使。

“我觉得对于今天的盲人来说,每个健康的人都可以成为这个天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艾米丽。”大卫说。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