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流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农民流动在农村发展中起什么作用？
改革开放后，第二波民工潮发生在90年代后半期。此时，乡办企业正逐步成为其中的一个领域，而大城市的非公经济正全方位加速发展，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生产加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至关重要的是，此时的农村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阶段。分税制后，基层组织的财务工作压力与日俱增，只能转嫁给很多农民。李昌平的“农村真穷，农民真惨，农牧业真险”的呐喊，正是这一时期的个人处境。
在农民负担沉重、农业经济效益低下的多重压力下，农民被迫进入大城市，第二阶段的“离乡背井”农民工潮由此产生。这个环节的民工潮，是大量的“被迫”成分，中间充满了悲凉的色彩。虽然恰巧农民工的涌入创造了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中国制造的辉煌，但一些大城市为了避免农民的“盲流”涌入，绞尽脑汁，想尽办法适用堵、堵、惩、送，至今令人触目惊心。
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和完善，中国经济发展终于进入了几何增长的转折点。平均经济总量从1000美元的价格上升到拉美陷阱3000美元的平均值，只用了两年时间。如果我们观看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经济发展坐标曲线，可以清楚地看到，年际增长曲线就像一条突然仰起头，直冲云霄的飞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民工潮的定义悄然发生了变化，民工荒逐渐从区域性、周期性演变为综合性、习惯性。以前可以对农民工吹毛求疵的企业管理者发现，现在必须熟练地打好“工资牌”、“保障牌”、“温暖牌”，否则缺工导致的复工不足以改变。农民工的内部结构也在分裂。随着产业转移的专业化推进和区域经济的崛起，部分农民工选择以学生就业为主的返乡创业，部分年轻人选择在大城市赚钱后回到农村创业项目，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
最不能理解的是出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它们将不再是为经济发展的简单要素而形成的。他们厌倦了祖辈农民工冬天的日常生活。他们是为了做年轻人而形成的，但是他们能不能在这个大城市生存下去，这个大城市是不是打算拿来用，这就给城市建设者造成了新的困难。“新生代”农民工也普遍缺乏老一辈农民工的努力、妥协和默默无闻。他们拒绝加班，厌倦了卑微肮脏的工作，随意换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自信却很敏感，这也给企业管理者提供了新的困难。“新生代”农民工正以最自信的姿态冲击着城市二元体制，留下了一系列困扰社会发展的阵痛。
民工潮的主脉表明，在现代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许多农民进入大城市是必然的。由于城市二元体制的历史时间隔离制度，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不易改变。如何将数亿农民工稳定合理地转化为群众，日益成为危害长远、磨练统治者政治冶金智慧、挑战各地区管理水平的重要历史进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