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为什么放弃文学创作,投身于民间文化和历史文物的整理?

“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醉心于诗歌的作家。千里湘西水,维系着他的审美理想和人生寄托。凤凰古城的风土人情,挥之不去的遥远记忆,承载着他作品的主题,召唤着他所有的情怀。他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执行者和思想者。沈从文的写作风格倾向于浪漫主义。他追求小说的诗意效果,将现实主义、梦幻、象征融为一体,突出乡村人性的独特魅力和精神。都市题材的上流社会的“人性扭曲”也在“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的烛光下展露无遗。正是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构成了沈从文笔下城市生活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从而写出了《边城》、《湘西》等理想生活之歌,寄托了作者民族与个人的隐痛。这类作品基于美学和历史原理,远离政治,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善良、深情、敏感的人,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作家。不像当代很多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家,他基本上是一个被过去的回忆所吸引的人。沈从文对湘西故土的向往,潜意识里催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也给了他精神上的慰藉。他说:“我只想在纸上写下我生命的痕迹。”因此,他的作品内容与当时的时代主流相去甚远,他的“美在于生活”的观点也与新文学的大师们相悖,因此不断受到批评和攻击。鲁迅曾说自己是“自由人”,是“第三种人”,所以感到“孤独”和“苦闷”。“作为作家,他的才华是丰富的;作为一个人,他的意志是脆弱的。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他总是带着亲切深情的微笑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的思想感情像家乡沱江的水一样透明,在这份纯真的感情里,他经不起亵渎的玷污。永远的湘西是他的情结之一,也是他写作的重点。湘西的灵魂已经和沈从文融为一体。他想跳出来的可能性不大。他对自己的湘西情结与时代精神需求之间的矛盾感到困惑。这种心理一直萦绕着他。任何打击都会触动他脆弱的神经。”

促使沈从文最终告别文学的是,北平解放前夕,沈从文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大局未定...一切终将改变。从大的方面看发展,毫无疑问,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留在了北平。但很快,北大贴出墙报,抄袭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否定反动文人》,指责沈从文“始终作为一个反动分子自觉活动”,“居心不良,意在迷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郭沫若把沈从文的阶级定性为反动派,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对批评敏感的沈从文打击很大。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让沈从文一度精神失常。北平解放后,沈从文作为小说家或大学教授,已经不合时宜了。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就是转行。

从此,中国文坛少了一个沈从文,中国文物界多了一个沈从文。这在中国文坛是遗憾,但在文物圈却是幸事。沈从文离开北大,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年沈从文四十七岁。他从最低的博物馆讲解员做起,一做就是10年。做文物研究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有时候坐一辈子冷板凳。这是因为这样的选择,”他在遥远的地方尘土飞扬的文物角落里耕耘。虽然他很努力,却避免了一场又一场的文学斗争。当噩梦醒来,尘埃落定,很多人都在后悔自己的命运,虚度光阴,而沈先生却意外地把文博作为考证工作。退出热闹的文坛,逃入冷清空门,是沈从文余生最好的选择。事实证明,他有远见,有智慧但不虚荣,懦弱只是坚强。他没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心,没有浪费宝贵的时间。他以文化禁欲主义的态度,冷静而执着地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实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曾经属于沈从文的“京派”作家最后一个传人汪曾祺后来说:“这次转行,真是又悲又喜,不好说;很难说你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步入寒径,依然采花。花不是昨天的花,人也不是昨天的人。"

其实沈从文对文物也是有感情的,不然也不会转行去博物馆。根据沈从文的自传,沈从文最早接触文物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在湘西的一个指挥官旁边做秘书,登记他收集的旧画和古董。在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他流连于手工艺品的美景中,总是在地摊上捡一些便宜又好的东西,其中大部分是他后来经常提起并投身其中的“花花草草、锅碗瓢盆”。上世纪40年代末,北大筹建博物馆时,他主动请缨帮忙,已经相当有见地了。没错。上世纪50年代转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后,他主动当了十年“解说员”。这种艰苦的物理学习和同样艰苦的文献浏览,使他具备了难得的全面研究文物的能力。这是他个人理解和努力的结果。

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之路不同于同时代的文物专家。他不是正统文物,也没有经历过家族古董的熏陶,没有经营古董的经验。但他和自己的性格一样,走了一条有自己独特之处的文物研究之路:和往常一样,他非常认真地研究了文物系统,掌握了广泛的杂七杂八的文物知识,尤其是对服饰和器物的全面了解,对结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看不起文物常识,不相信常识能解决问题,推翻迷信”(《用常识打破传统迷信》)。关键是“专家知识”有时候没有“常识指导”,结果行不通。而有“知识”却少“常识”的专家,看不起文物的“常识”,是因为他们不懂或者不愿意努力去理解。他们的权威地位,阻挡了这些有意义的“常识”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沈从文的后半生,就是为“常识”的大众化而持之以恒地奋斗。沈从文的做法对今天的文学戏剧研究和鉴定有现实意义吗?

我们不得不佩服沈从文在文物研究上的独创性和洞察力。金子总会发光,无论在哪里,他总有惊人的表现和成就。从1957到1963,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纹样》、《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

1978年,在胡乔木的关怀下,沈从文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有助手。1981年,一部“文革”前呕心沥血写成的八开本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社印刷出版。胡乔木发来贺信:“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年,几经艰难险阻,有幸得此巨著,实为中国学术界之重大贡献。”这本书成为外国元首出访时赠送的礼物,同时填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白,从而奠定了沈从文从著名作家到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装学家的地位。

他的另一个贡献是对前人和其他人很少或根本没有关注的杂项文物乃至“非文物”的关注和研究。从现在来看,更早的沈从文是很贱的。他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买了一些主食,看完就到处送人。因为它本来就不值钱,沈从文能从它们身上看到价值,所以他会对那些在积累的文物仓库里永远无法展出的东西,或者出土后毫不起眼的东西,表现出热情。在他看来,“货币价值不高,很多缺乏文物价值”。“只有我们能把它当作古代物质发展史上的地下物质,才会觉得这里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以新的姿态去发现、研究和理解”(《我们能从古代漆器中学到什么》)。只有了解他的学术关注,才能理解他的期望和选择。

他的眼睛所关注的杂项文物有:绸缎、漆器工艺品、玉器工艺品、陶瓷加工、金属加工、早期山水画、图案、镜子、扇子、灯、屏风、食具、地毯、纸张、车、肩、船、武器、马的应用和器械、马技和马戏、马球等球类运动、混合艺妓、舞曲。由于种种原因,沈从文在这些多样而有趣的话题上只留下了一些片段,过多的干扰抵消了他的勤奋和努力,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又一个遗憾,否则我们会有幸看到更多的成就。

我们今天看沈从文创作的湘西系列,乡村生活形态的美及其批判结构与城市生活形态的综合,提出了他立足自然、回归自然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学。“湘西”所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与人性不矛盾的美好、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正是他所有创作的内容。我们不禁会想,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倡的吗?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他在文物研究方面的方法和成就。对如今火热的古玩市场是否还有警示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