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为什么能在近代上海兴盛?

上海在近代是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中心,也是一个移民城市。曾被称为“客帮垄断阶段”。在上海众多移民中,宁波移民占据了最引人注目的位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宁波注册的工商团体(以下简称甬商)在近代上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榨油机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和第一家银行都是在上海甬商创办的。

如创办协昌火柴厂的叶成忠、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刘洪生、五洲大药房的向松茂、中国化学工业学会的方业贤、信义化学制药厂的包等。,都在现代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航运业的,西医娱乐圈的,银行业的秦润清,银行业的宋,也都是行业翘楚,很多都横跨各个领域。

创办协昌火柴厂的叶成忠、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刘洪生、五洲大药房的向松茂(左起)。

从代表海商利益的组织内部结构来看,甬商的主导地位更加明显。如1902年成立的上海市商会议所(后改组为上海市总商会、上海市总商会),27年变更18次,尚勇* * * 7人14次当选总理(会长),任期共23年。据统计,65438年底至20世纪初期间,上海20多个客家商帮总数中,70%为甬商,10%为粤商,20%为其他。可以说,当时上海以甬商为主。

宁波商人为什么能在近代上海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日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在中国古籍保护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近代甬商在沪经济活动研讨会”上对此作了分析和解读。

有凝聚力的村民组织

朱认为,近代甬商在上海的兴起和成功,必然具有其他商人所不具备的独特的特点和优势,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甬商和其他商人会取得这样的成功。

这些特点和优势,首先是宁波帮有着强大的同道组织凝聚力,其中最著名的是思明CCBA和沪上宁波帮。

从《张让写的上海思明办事处的由来》一文可以看出,宁波商人在清嘉庆二年(1797)成立了上海市民同乡组织——思明办事处,每人每天收取一笔钱,用于“建丙宅(存放棺木的房子)、立义坟(公坟)和在上海设立纪念馆。

思明CCBA

因此,思明CCBA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生活在上海的宁波人的活动中心和庇护中心,广大宁波人对它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维护感。所以,当法租界在1874开道,侵占思明CCBA旧址时,沪上宁波人不惜付出七死的代价来保卫。1898年,法军计划再次入侵时,再次遭到强烈抵抗,以失败告终。

宁波旅协在上海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和推动学校教育方面。在社会救助方面,如128年和1813年两次甲午战争期间,同乡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处理救助、收容、遣返遇险同乡的善后事宜。

在学校教育方面,包括建立和推广中小学教育,设立各种奖学金等。,10 65438-0927年上海建立小学,最多时有3460名学生。此外,同乡会还不同程度地投资了造桥、修路、疏浚河道等公益事业。

朱认为,在现代中国,像宁波童星俱乐部这样高效的社会组织并不多见。与四个CCBA一起,赢得了宁波人的拥护和支持,从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以地缘为核心的凝聚力助推甬商发展。

中国商业银行五元

1897年,中国第一家自营银行——中国商业银行诞生。九位董事中,有三位是宁波人。此后不久,由旅居上海的宁波商人发起组织的另一家商业银行——思明银行诞生了。

四明银行资本654.38+0.5万人民币,拥有纸币发行权。发行银行券的利润很大,但风险也很高。因为当时中国人普遍不信任纸币,而信任银元,所以一旦情况有变,很容易出现挤兑。四明银行资本并不充裕,所以也遇到过几次挤兑,每次都是靠住在上海、宁波的老乡接济度过难关。

思明银行

有一次,宁波人开的店铺几乎都收了四明银行的纸币。甚至很多宁波籍的工人,看到有人在思明银行外等现金,都主动拿出外币,换成思明银行的纸币。几经周折,上海市民也知道,四明银行有全体老乡做后盾,不会动摇,从而增强了对其钞票的信心。

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推动下,收入微薄的宁波普通工人愿意主动帮助四明银行多元化经营,承担风险,这让朱感到意外。“这样的情况在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再比如宁少船务公司,成立于1908。在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外国船公司的排挤和挤压。宁绍商船公司历尽千辛万苦从日、法商人手中租下黄浦江上的一个码头后,将票价定为五毛钱,并宣布永不提价,得到华商的支持。但外商为了挤占宁少,资本雄厚,将门票价格从1元降低3毛钱,用其他手段招揽客人。

宁绍商船公司票价五毛钱。

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上海的广大宁波人爆发了惊人的团结。宁绍商业集团下属各行业团体召开会议,发表意见,制定守则,支持宁绍商业船务公司,并组织“航空业维护会”,支持宁绍商业船务公司与外国船务公司竞争。

比如宁绍商人在和丝缎刺绣服装行业的同仁开会时,其董事说:“如果我的宁绍公司真的被他逼倒了,从此灭亡的就是我的宁绍帮,还会被其他帮派嘲笑?所以先生们今天请到这里,从现在开始还是要坐自己的宁绍船往返上海和宁波。绝对不可能看到目前只有薄利多销要去坐其他外国人的船。“同时制定了五条规则,包括所有货物必须用宁绍轮船运输,每年商店都要提前购买宁绍船票。

正是在广大前往上海的宁绍人的支持下,宁绍商船公司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有实力向外国船公司购买商船。另一方面,在广大宁波老乡的支持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商人也在尽力回馈老乡。比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局势十分紧张,船票价格飙升,宁绍商船公司及时派船到武汉,向急于离开的乡亲伸出援手,免费送票给穷人。

思明CCBA和宁波赴沪旅游协会的作用

甬商们清楚地认识到,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只有金融与实业相互渗透、相互支持,才能真正发展壮大,正如宁波籍实业家刘洪生所说:“一个银行,没有工商企业的关系,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工商企业,如果没有银行做支柱,就会被限制停止。”

据统计,1912、1924、1926、1928、1930、1932、1934的上海银行中,均来自浙江。银行业也是如此。自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商业银行成立以来,宁波市民一直活跃在多家银行。

宁波商人或以传统商业起家后经营银行以进一步促进实业成长,或以银行和金融业起家支持工商业发展以促进自身发展,或实业经营者以股份方式投资金融业。无论哪种方式,最终的结果都是促进雍商的整体发展壮大。

最后,朱总结说,像上海思明和宁波同乡会这样既非政府也非企业的组织,曾经在近代中国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救济、教育、医疗和支援家乡建设等公益事业方面,无疑弥补了近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和发挥了某些政府的应有作用。

他们以地域为中心的凝聚力使宁波商人渡过难关,在异乡站稳脚跟,他们对金融与实业结合的重视促使他们超越其他本土商人群体,在近代上海经济活动中占得先机。

来源|澎湃网络

作者|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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