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地理中心

比马汉小265,438+0岁的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注意到,哥伦布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毫无抵抗地扩张,西方人忙于在新发现的遥远地方实施和记录他们的“实际完全政治占有”。到1904年,他写《历史的地理枢纽》时,“在欧洲、北美、南美、非洲和澳洲,除了文明国家或半文明国家之间战争的结果,几乎没有一块土地是需要确认和宣布的。”

所以工商业文明面临着一个没有扩张空间的封闭环境:

“我们不得不再次应对封闭的政治体系,这仍将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每一次社会力量的爆发,都不会消失在一个未知的空间和周围残酷的混乱中,而是会在地球的那一边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果是,世界政治和经济机体中的脆弱部分将被粉碎。”

从开放空间到封闭空间,以扩张为生存前提的工商业文明面临着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变。麦金德思考一个工商业文明社会应该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他很自然地从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前身——基督教文明中寻找灵感,因为基督教文明也存在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哥伦布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毫无抵抗地扩张,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被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受到外部野蛮世界的威胁。”

麦金德注意到:“在一千年的时间里,一系列骑马民族从亚洲崛起,跨过乌拉尔和里海之间的宽阔鸿沟,跨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获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因为反对他们的需求,所以形成了他们周围每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俄罗斯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

据此,他将欧亚大陆视为“世界岛”,提出了著名的论断:“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人心;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主宰世界。”

换句话说,工商业文明的竞争从扩张转向了霸权。仿佛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在《历史的地理枢纽》出版后13年,横跨欧亚大陆出现了苏联。这个从贫穷落后起步的国家,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崛起成为世界大国,成为打败希特勒德国的首要力量,并在上世纪中叶达到了它的“盛世”。

苏联解体前,东西方之争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外衣。苏联解体后,天真的人以为意识形态问题解决了,叶利钦的俄罗斯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华约瓦解,北约不需要存在了。事实上,北约并没有解散,而是加强了,竭力东扩,强行在俄罗斯逼出一个强硬的普京政权。麦金德早就指出这场战争还有其他根源:

“简而言之,人类的战争是陆地国家和海洋国家之间的战争。海洋国家为了扩大贸易和移植人口,拼命向大陆国家扩张,大陆国家出于安全考虑也不断向海洋扩张,以寻求出海口。”

俄罗斯学者杜金回忆说:

“早在20世纪下半叶,在‘冷战’一词被使用之前,地缘政治学家就预言,盎格鲁-撒克逊的大西洋海洋文明将不可避免地与欧亚大陆的大国对抗...地缘政治因素迟早会影响世界的两极,地缘政治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加剧。造成这一冲突的不是个人或持‘军国主义’政策的政客,而是地理现象的客观逻辑。”

所以“美国仍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认为民主俄罗斯是其潜在对手,并在其军事理论中确定了这一点。”“北约东扩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反映了世界上一个集团试图通过吞并另一个集团来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即北约集团吞并了欧亚大陆。”(杜进《为什么冷战总是无法结束》红星1997.4.25)

麦金德的思想告诉我们,当工商业文明占据了整个地球,一个群体的扩张只能通过吞并另一个群体来实现。只要工商业文明的内在机制不变,霸权和吞并就是国际政治的永恒主题,就像收购和兼并是经济领域的永恒主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