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源级巡洋舰服役过程
看来命运故意捉弄了李和这艘巨蛋巡洋舰，“济源”号的回国之旅是不吉利的。进入地中海后不久，济源号的机器出现故障，被迫脱离两艘定远级战舰，独自留在马耳他修理。差不多过了半个月，才匆匆修好，赶了过来，但在路上遇到了煤舱太小，煤不够的问题。快到祖国的时候，机器在新加坡又坏了，又停下来修理。
经过这样的波折，“济源号”于6月1885、6月65438+10月31抵达天津大沽湖，并于10月8日完成升旗仪式。天津镇总指挥丁和天津海关关员周福登船检查验收，发现问题并没有数字描述的那么夸张，于是做了详细的汇报和说明:“济源”舰的主要问题是机舱狭窄，但吃水浅，航速高；煤罐虽小，只能装270吨煤，但以每天30吨的速度，可以用8天。与定远级军舰的煤舱(载重量600吨，每天用煤60多吨)相比，“其用意并无太大差别”，认为“济源”舰是“一种新型可靠的舰艇”。李鸿章不放心，三天后赶到大沽，亲自视察“济源”舰，才安顿下来。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打住，官员们仍然不肯放过买下济源、定远、镇远的前驻德大使李。毕竟震山是一大乐事。虽然李鸿章对这位老部下施以援手，将李冯宝调到北洋海防，处理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等事情，但最终因其私章被革职。中国这位近代杰出的军事科技人才，与官场隔绝，只身回到家乡江苏崇明(今上海)。他潜心著书，编译了大量现代军事著作，如《克虏伯炮》、《舰雷纪要》、《铁甲船》等。即使在今天，这些书仍然被用来了解现代世界海军的技术发展。1887年，李因长期抑郁和过度劳累，在悲愤中去世，享年57岁。
回国后不久，帮助这艘船航行到中国的德国官兵被遣散，一名中年中国海军军官成为“济源”舰的首任指挥。
方伯谦，字，福建岷县人。和很多北洋水师的高级军官一样，他们都出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外来侵略的年代。他们很多人的童年都是在父母讲述的洋人坚船利炮的故事中度过的，都经历了中国社会门户开放下的痛苦变化。1867年，年仅13岁的方伯谦成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院校——福建船政学堂的第一届学员。中国古代建设新海军的重担就落在了这些孩子瘦弱的肩膀上。今天，我们无法揣测这些孩子进入中国这座海军宫殿时的感受。在那个视科举为正道的时代，他们的内心会不会充满对海上生活的向往和对海军职业的崇拜？
福建船政学校章程规定，新生入学后首先接受海军基础知识的培训，期间除了每年的端午节、中秋节、春节三个传统节日外，没有其他休息日。如此紧凑的课程安排，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些孩子早日成长为国家海防栋梁，成为中国的纳尔逊。对于落后的中国海军来说，时间真的太紧了。通过严格的大学学习和生活，这些孩子大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掌握了作为海军军官应有的理论知识，这让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 * *物沈葆桢和李鸿章感到极大的欣慰。但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军士兵，需要到海上去接受惊涛骇浪的磨练。
1871年，、刘等学员被派往福建船政水师的风帆训练舰“建威”号，起航出海，北起渤海湾、辽东半岛港口，南至新加波、槟城。这艘原本属于普鲁士的帆船，托起了中国海军复兴的希望。1874年，实习结束后，方伯谦被留在福建，在富博、吴恙等船上当老师。
这一时期，中国开始了近代采购西方军舰的新浪潮，为的是培养一批世界一流的海军军官，为将来采购大型军舰储备人才。在沈葆桢和李鸿章的倡议下，清政府向英国派出了第一批海军学员。经过审查，包括方伯谦在内的12人被选中，于1877年5月抵达英国。按照最初的学习计划，所有中国学生都将进入世界著名的海军院校——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但是有一个规定，外国学生不能超过学校学生总数的20%，所以不可能接受所有的中国学生。最终只有等6名学员顺利通过考试，刘等3名学员因基础较好直接被派往英国舰队实习。其余三名学生也因为入学考试不及格，直接被送到英国海军实习。在校期间，方伯谦等人多次造访中国大使馆。热情的中国首任驻英大使郭松涛在私人日记中记录了他对这些留学生的印象，他认为方伯谦聪明，喜欢发表评论，表达能力强，但有点轻浮。而和他一起去的萨振兵则有点内向。由此可以初步了解未来“济源”船管理带的性格。
1878年6月，方伯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派往英国东印度舰队旗舰HMSEmryafus号实习，学习驾驶技术。第二年，方伯谦亲自要求以实习生的身份登上赫姆斯帕丹号，这表明他善于表达自己。1880年5月，留学期满后，仍回到福建工作。留学生导师斯贡·赛格对方伯谦的评价是“聪明、精通”，这种“聪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1881年，由于大量购买军舰来华，舰队规模越来越大，北洋海防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直隶总督李鸿章从中国近代航海将领的摇篮福建抽调了大量海军人才。受过船政学堂训练，又在英国皇家航海学校经历深造的方伯谦，与有着相同背景的林太曾、叶祖珪、林永升，都被调到了正在建设中的北洋水师。这些被李鸿章视为士兵的年轻人，后来成长为北洋水师的中坚力量。
方伯谦调任北洋后，先担任新式蚊舰“振北”号，次年又调任“振西”号，成为负责舰队新兵训练的训练舰“威远”号。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威远留守旅顺。一向惯于表现自己的方伯谦，央求在旅顺建堡，并亲自监督完成，命名为威远堡。后来有论者认为威远堡的建造成本便宜，只有几千两银子，比汉纳根建造的黄金山堡低很多，并称赞方伯谦建造得很好，节省了很多钱。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因为它只看到了结果，却忽略了这个结果的原因。威远堡配备的火炮都是从“威远”舰上拆卸借调的，根本不需要花在军备上。而且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旅顺口敖堡工程总体图来看，威远堡是整个旅顺堡群中最小的，而且只是简单的设防，所需资金无法与装备大量新式克虏伯大口径火炮的大堡相比。
1885年，中法开战，中国无暇东顾，日本在朝鲜半岛挑起“沈嘉事件”。北洋水师率领丁舰队平息了朝鲜的混乱，的“威远”舰也参加了对朝行动。虽然“威远”号在整个事件中没有表现突出，但事后方伯谦被北洋大臣授予特别奖，因此被任命为新购买的“济远”号圆顶装甲巡洋舰。经丁举荐，李鸿章在援护朝鲜、保卫、推广游击战、赏赐华凌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仅仅四年多的时间，方伯谦就获得了当时普通驻华武官梦寐以求的荣誉和地位。
好运继续。1888年，北洋筹备成立海军，第一次越过刘等高级将领，被召到天津参加北洋水师章程的修改。第二年，他被提升了一级。经过李鸿章的担保，他升任左颖、钟君北洋水师副司令员。1891年，被封为“杰勇巴图鲁”，极为有利。
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方伯谦在短短几年内就登顶了。细数北洋水师的军官构成，不难找到答案。
北洋海军建设之初，中国现成的海军军官大多是福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籍贯基本集中在福建省。这批人员后来被李鸿章大量调入北洋水师。因为学习早，资历深，很多人都有过留学西方的经历。后来北洋水师的中高级军官基本都是这一批人员。李鸿章自然对外省人涌入自己创办的海军充满忧虑，但出于人才难得的考虑，他不得不这样做。为了控制这些外省军官，牢牢控制北洋水师，李鸿章选择了非海军出身但战功卓著、善于调和将领的皖军将领丁为北洋水师提督。对这一任命，北洋水师中的一些福建籍高级军官大为不满，于是他们结成小集团，暗中抵制，处处威胁、刁难丁，企图取丁而代之。这批军官被称为福建党，为首的是北洋水师右翼连长刘，军衔在刘之上的左翼连长林太增是福建人，但由于性格内向懦弱，风头早就被刘盖过了。这批军官从来没有真正被丁控制过。但在闽党之外，作为北洋水师为数不多的高级军官之一的广东人邓世昌，却是一个淳朴果敢的人，与闽党格格不入。但他太过刚烈，不懂官场，很难被重用。一向以“精明”著称的方伯谦对府尹一职充满渴望，但与闽党的不合作方式不同，方伯谦走了一条捷径，对高层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这位具有近代海军知识的特殊福建军官，深受李鸿章的青睐，被李鸿章和丁视为掌控北洋水师的左膀右臂，因此一再得到提拔重用。(据，当时中级军官多为福建人，但邓世昌和方伯谦的军舰上也有大量外省中级军官。)
在官场发达的方伯谦，私营企业也在发展。据方伯谦自己的《唐毅年谱》记载，他先后在大沽、烟台、威海、上海等地购置房产。每当他到达一个港口，他就会把家搬到那里去住。而且在购置房产的同时，还陆续娶了几个小妾(其中一个是在为父守丧期间收的)，最小的才16岁。北洋军阀虽然经常购地，但像这样恣意妄为的实在不多见，像方这样热衷纳妾的更是绝无仅有。作为一名军人，过于贪图财富和享受，不免让人担心他在生死抉择中的取舍。方伯谦的所作所为与邓世昌相去甚远，后者一向以军舰为家。
作为一家之主，方伯谦成功地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但就国家而言，方的身份是海军军官，军人的价值需要在战争中体现。
1894，中国农历吴佳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随着局势逐渐失控，朝鲜政府向宗主国——中国求助。经过反复权衡，清政府决定出兵入朝协助镇压起义，而对半岛觊觎已久的日本也借此大量出兵入朝。局势极其紧张，战争一触即发。
清政府决定出兵入朝后不久，“济源”舰奉命与“朝勇”号一起护送军队登陆朝鲜，方伯谦被任命为编队舰长，可见对方的依赖程度。当看到日本军舰穿梭于仁川和牙山港之间，战事不可避免的局面后，方伯谦上书李鸿章，提出五点建议，其中有两点与海战有关:一是建议驻朝北洋军舰撤至威海和旅顺集结兵力；二是要求增加快船和快炮，说这样可以威慑日本海军。都是泛泛之谈，没有实际意义。然而，颇耐人寻味的是，拥有中尉军衔的方伯谦，却能直接给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写信。
7月23日，1894，方伯谦再次作为舰长，率领穹顶装甲巡洋舰“济源”号、鱼雷猎舰“广益”号、训练舰“威远”号抵达朝鲜牙山，为部队运输保驾护航。24日下午5时30分，正当济源、广益等船在协助军队登陆时，给仁川发来电报的威远带来了日军已攻占韩国皇宫的警报。方伯谦命令虚弱的训练舰“威远”号立即返回中国，而“济源”号和“广益”号则在军队登陆后立即返回中国。
7月25日凌晨4点，夜色还没有完全褪去。方伯谦命令“济源”号和“广益”号赶紧起锚，驶向中国。5时30分，济源桅杆盘里的哨兵发现西边地平线上有几缕黑烟。随着时间的推移，黑烟下的战舰渐渐清晰起来。七点整，哨兵发现日本海军三艘强大的圆顶装甲巡洋舰正高速驶来。此时此地，他们遇到了日本舰队，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15七时，方伯谦命令编队准备迎敌，“济源”舰、“广益”舰立即开始备战。随着军官们响亮的口令，主炮上的捆绑装置松开了，黑洞洞的枪管伸出了炮门，弹药库开始忙碌起来。巨大的炮弹和装满推进剂的木桶，通过复杂的拆弹装置，从甲板底部的弹药中装载出来。
当时日本舰队在丰岛附近航道狭窄，不利于战斗，于是向右偏转16度，向东航行。看到日本军舰掉头，方伯谦和第二艘船上的官兵不禁松了一口气，但很快，三艘日本军舰驶到开阔水面后，立即向左偏转16度，蓄势待发。7时43分30秒，日本编队旗舰“吉野”号发射了一发空炮。45时，“吉野”号正式开火，炮弹落在中国军舰附近海域，掀起阵阵水柱。52时，“济源”舰开始还击，55时，“秋金洲”号开火，56时，“苏朗”号开火，中日战争丰田章男海战开始。
尽管在吨位、速度、射速、炮数等方面处于绝对劣势，但中国两艘军舰还是勇敢地进行了反击。“济源”号主炮多次击中日舰，桅杆上的水兵也在用小型速射炮从高处扫射日舰甲板。然而，战后不久，“济源”设计上的一些弊端相继出现。首先，飞桥上方的指挥官塔因为位置过于暴露，被弹片击中。在司令塔指挥作战的大副沈寿昌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亡。随后前主炮罩接连被击中，碎片在闷热的坦克罩中四处散落、弹起。在炮兵连监督战事的第二炮兵军官柯·张健胸部中弹身亡。接替他指挥的学员黄再次被打断，水手们准备抬他去包扎。马上就被打死了，前主炮连的官兵都被打死打伤了，以至于火炮转不过来。紧随“济源”号的“广益”舰很快加入战斗，一度逼近日本军舰，准备发射鱼雷，但由于日军火力太猛，战场硝烟弥漫，能见度不佳，未能成功。被日本舰船重创后，撤至朝鲜西海岸浅水区，自毁。
“济源”管线带方伯谦之前并无异议，但在大副沈寿昌被杀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位富有的将军，虽然福州船政和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的高材生，有多年的海军经验，但好学生不一定是好士兵。或许在战斗之初，他的内心充满了成为海战英雄的豪情，但当大副的脑血溅到他身上，战场的残酷、无情和恐怖就全部显露出来了。我们不知道此后方伯谦的心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在8时20分，“济源”150炮发射的一枚未爆炮弹，坠入了“吉野”号的机舱，此后不久，“济源”号开始掉转舵，向西撤退。之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据日本《278航海日志》记载，“济源”号的桅杆很快，中国的运兵舰“高盛”号和运输舰“姜草”号从远处驶来，撤退的“济源”号只是把日本国旗降了一点，然后高速航行。结果，这两艘没有武装的船落入敌人手中，“江草”号被俘，“高升”号被日军残酷击沉，船上一千多名陆军士兵为国捐躯。在离开战场的最后阶段，“济源”舰的水兵王国成和李世茂自发地用舰尾的150毫米克虏伯炮打向紧追不舍的日舰“吉野”。之后，“济源”号驶进浅水，“吉野”号吃水很深，怕它搁浅，被迫掉转舵离开。在方伯谦审定上报的“济源”舰航海日志中是这样描述的:“我舰在后台开了四枪，均击中要害，击伤日舰，打死日军长官、军官数十人。知道难以抵抗，就挂了我们国家的龙旗跑了。”这完全是捏造结果。首先，方伯谦声称被击毙的“日本提督”即平井航三毫发无损，几个月后参加了黄海海战；其次，“吉野”的速度比“济源”高，主动跑完全在吉野这边。“带着龙旗跑”的描述真的很荒诞。
回到威海后，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逃跑的丑闻没有曝光。水师提督丁根据水兵和“济源舰”水兵的报告，约请等人颁奖。但消息灵通而精明的李鸿章从各地听到了一些消息，开始怀疑方伯谦。但清政府还是奖励了方伯谦，理由是他接手雅山战役时长期苦战，火炮击伤敌舰，仍然有效。清派甚至上奏皇位，要求处死丁，让接管丁的船。打着白旗的逃亡将军，曾经因为噩耗差点成为英雄。“聪明”的方伯谦又迈出了好运的一步。
丰岛战役后，根据济源的伤情，将原本盖在军舰首尾炮台上的厚重封闭的圆顶形炮盖拆除，因为实战证明，原本设计用来抵御火炮的炮盖不够厚，对大口径炮弹没有防御能力。如果没有火炮掩护，大口径炮弹可能会飞过而不造成任何伤害。即使人被撞了，也只会杀死被撞的水手。采用封闭式炮盖后，虽然不能防大口径炮弹，但可以防小炮弹碎片。碎片一旦进入炮盖，就会因为出不来而在炮盖内飞来飞去，对炮位上的人造成重伤。同样使用圆顶炮罩作为“济源”的“定远”级战舰也立即进行了改装。
随着朝鲜局势的日益紧张，1894、15年9月，丁率领包括“济源”号在内的北洋水师主力，护送运兵船在鸭绿江口登陆，增强了中国在朝鲜的陆军实力。9月17日中午，完成护航任务的北洋舰海军主力在准备起航返航时，与日本海军主力相遇。根据中国战舰的技术特点，丁命令全舰队以横阵作战。“济源”舰排在横阵左翼的末端，右边依次是“广佳”、“靖远”、“致远”，四舰共同组成编队的左翼。12: 50，在5500米的距离，旗舰“定远”号首先开火，开始了海战。
以纵队形式驶来的日本舰队，意在与中国舰队交叉，攻击实力较弱的右翼舰艇“朝勇”号和“洋威”号，所以左翼末端方伯谦指挥的“济源”舰一开始并没有遇到多少炮火。随着旗舰定远号前桅断裂，右翼“朝永”号和“洋卫”号相继起火，北洋水师的阵型开始混乱。下午3时左右，旗舰定远舰第一军医院中弹起火，浓烟笼罩全舰。相邻的致远舰冲出掩护，最终沉入大海。“致远”号勇敢地与一艘敌舰相撞，双方都感到震惊，但随后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就像丰岛之战一样，方伯谦指挥的“济源”舰调转船头，开始撤退逃跑，然后一发不可收拾。邻近的“广佳”号有样学样，跟着“济源”号撤退逃跑。结果左翼装甲巡洋舰靖远号被日军军舰围困，最终沉没。
后来有论者认为，北洋水师的靖远、涞源、朝永、洋尾等舰在黄海海战后期也已退出战场，由此推断济源撤离的合理性。但需要看到的是，“靖远”号等舰艇撤离战场的目的是暂时躲避炮火，修理军舰，然后都返回战场，与“济远”号一路逃回旅顺完全不同。
在逃亡途中，绝望的“济源”号将再次受到日本船只的重创。正在浅水区躲避自救的“扬威”舰被击中中部。水下碰撞的尖角未能给敌人任何打击，却刺穿了友军船身。碰撞后，“济源”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而是立即后退，迅速逃离战场。“扬威”舰在撞击后迅速沉没。钢铁“济源”舰如果有感情，也应该流泪。那一刻，方伯谦有没有在意到心里生出一丝愧疚？
18年9月凌晨，当其他北洋军舰还在从战场返回的航程中时，“济源”号已经提前近4个小时返回旅顺。至于方伯谦为何提前回港，他举报的理由是“弓裂漏，炮打不响”。稍微有点良知和判断力的人看到这些都会感到愤怒。“杨威”撞击造成的“头裂漏”，现在被混淆为逃跑的理由。至于“枪不能开”，那就更扯淡了。“济源”号全舰装备了近20门大小不一的舰炮。据日本人统计，“济源”号只射了几十发，而“定远”、“朝永”等舰都射了几千或几百发，还能打到最后。但“济源”号只带了几十发子弹就逃走了，日舰以极速开火。不可思议的是，仅仅几十枚炸弹就能损伤近20门火炮。根据战后受命调查各舰伤情的外国人Daler的报告，济源舰主炮炮口有被锤打的痕迹，而保存在中国刘公岛中日战争博物馆的济源舰210主炮相应部位确有砸痕。如果“济源”舰“不能开火”的炮确实是人为故意破坏，以为是找借口逃跑，那罪行就更惨了。
参战的北洋军舰陆续回港后，拒绝与逃船靠泊。“济源号”只能屈辱地独自停泊，默默忍受管道带来的恶名。方伯谦的好运这次走到了尽头。虽然丁命令他于19前往三山岛拖走逃跑时搁浅的“广佳”号船，并通过赔礼道歉给了他立功的机会，但北洋大臣李鸿章对这个曾经倚重的军官彻底失望了。24日，作为清廷中枢的军部正式下令:“本月18日开战时，‘济源’号管道副司令方伯谦先行出逃，致使船上及船员大乱，果然临阵脱逃，做得对。”第二天早上五点，方伯谦在旅顺金山下码头西边的刑场上被斩首，享年41。
此后，“济源”号的管理带被原“广益”号管理带林国祥取代，并于2月1895日“济源”号在威海被日军俘虏编入日本舰队，仍保留“济源”号名称，其英文译名改为TsiYuen，日俄战争时期为1904。上世纪80年代由山东烟台打捞局和江苏靖江海洋工程公司打捞出水，并产出部分武器、船舰材料等遗物，现保存在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展览。这些水文物无声地诉说着扭曲锋利的刀刃——“济源”的故事。
后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方伯谦后裔发起，出现了一股所谓的翻案风潮，欲将方伯谦确立为中华民族的国魂。看来翻案的人应该还记得下面这些历史场景。
抗日战争时期的长江上，中国海军宁海号和平海号巡洋舰在靖江-江阴段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方伯谦的侄子少将·方盈下令将自己绑在战舰的罗盘上，激励士兵们去战斗，并发誓绝不做方伯谦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