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地方,比如上海,有名字叫“大同路”?类似的地名还有很多!

孔子提出大同思想,孔子说:“人可以传道,不可以传道。”

这是在当时国民政府命名的一个方案的基础上制定的,并没有特别的方向。主要道路大多使用主要省市的名称。

解放以来,这些路的名字没怎么变过。

解放后,新政权想改上海的路名,大量的国家地名就这样出现了。当然也保留了一些原有的路名。例如,中华路是最初的路名。

总的来说,上海的道路地名和国内各省大致相同。比如中国的东北省份在东北,体现在上海的地名上。松花江路、鞍山路等。在上海东北部的杨浦区。

而上海地名的命名规则是:纵(南北方向)为省名,横(东西方向)为省以下市、地区、县名,如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延安路等。以及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福建路、浙江路、贵州路、广西路、西藏路等。-垂直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广东路,是省道,但是是横向的。

这个规律在后期的应用中基本是一样的,可能会有更多的特殊情况。比如成都路是竖着的,但是按照规则应该用在横着的路名里。

上海的街道名称是基于以下原因命名的:

第一,来自租界的影响。

英租界之初,道路的名称是随意取的。1862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对如何整顿租界内的路名看法不一。最后双方妥协,决定分别以中国省和市的名称命名南北向和东西向的道路。1862年5月5日,英国领事麦华佗发布了《上海路命名备忘录》,规定了南北街道一律以行省命名,东西街道以城市命名的原则。第一批命名为19路。为了纪念《南京条约》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租界的行政人员将派克巷命名为南京路,而原来的领事馆路则命名为中国首都北京路。

但上海人一度排斥外地人定的这些路名,称南京路为主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依次称为二路、三路、四路、五路,后来又把较短的北海路称为六路。直到1949之后,上述外国人设置的路名才被统一接受。

有一个例外。广东路是东西走向的,但它有一个省名。因为名字本来就是英文的,所以这条路就改成了“CantanRoad”,可以理解为早期中外交往中的“广东路”和“广州路”两种。原名“广州路”,国人译为“广东路”。

第二,辛亥革命的产物。

上海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地区,市政建设也深受其影响。1912年修路时,命名了汉中路、满洲路(今金元路)、蒙古路、新疆路、西藏路。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组成的共和国。原“总统路”改为“共和路”,南川路宏沿苏州河路段改为“光复路”,东段改为“国庆路”,新闸桥改为“大同路”。

第三,民族资本兴盛时期的产物。

民国初年,上海的民族资本迅速发展,向闸北地区聚集。为了表达振兴中华、繁荣民族的愿望,新建的道路被命名为中心路、永兴路、中华新路、红星路、华盛路、华昌路、李玟路、民德路。

第四,“大上海计划”的产物。

目前上海五角场、江湾周边道路多为“人”和“国”。因为民国时期有一个“大上海计划”,在道路建设上计划以五角场为中心放射状建设五条主干道,主干道之间有支路相连。与松湖路、黄兴路平行的道路,以“民”、“国”字作为道路名称的首字,如闽清路、闽粤路、民益路、闽庄路、傅敏路、国和路、郭靖路、吉果路等。凡与湘阴路并行者,应以“正”、“福”取路名首字,如:路、路、正本路、正西路等。后来由于日军入侵上海,“大上海计划”停止,以“福”字头的道路也没有完工。

五、国民党市政府的少量调整和变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用复兴、建国、中正等名称作路名。为了纪念民国英雄,还用林森、齐眉、石英等名字给一些道路命名。

六、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65438年到0950年,政府只更改了少数几条道路的名称,仍然沿用既定地名命名的标准。

1979期间,上海成立了市、区、县三级地名管理机构,进行地名普查和命名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随着市政建设的发展,取消了一些原有的道路,增加了一些新的道路;与此同时,由于浦东新区和其他开发区的建设,增加了数百个新的住宅区,道路数量迅速增加。这些路都是用带有新时代气息的名字命名的。

纵观上海地名命名史,可以看到四点经验:1,尊重城市形成发展历史,使地名成为每个时期的生动纪念;2.尊重“外国人”的参与,不全盘否定外国人留下的地名;3.以既定地名命名为主,不排除适当用一些名称作为地名;4.在改革时期,必须有体现改革精神的新地名。

随着上海的不断发展,城市面积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道路名称的需求更加丰富,相应的规则只能基于一个总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尽量使用国内的地名作为路名,命名区域在全国的位置要大致相当于这条路在上海的位置,不影响原有的主干道。这可能是表达全国大同、四海一家的一种方式,也会削弱上海人的本位意识。但当这种表达欲太强时,地名的地域色彩也会被剥离。东西向道路以城市命名,南北向道路以省份命名,所以南京路、延安路、福建路、山东路不一定比纽约第五大道或第十六大道更有个性。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上海边缘出现了区域路名集群的有趣局面,同一省份的地名一起集中在地图上。西南角出现钦州路、柳州路(均为广西地名),东北角出现鞍山路、双阳路(东北地名),北面出现呼玛路、呼兰路(黑龙江地名)。

事实上,这个规则在上海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但它一直随着市区的扩张而工作。同时,新的命名应考虑到它不会影响原有的道路名称。所以有些地区在地图上很近,但在上海很远,还有很多东北集群等有趣的情况。最典型的是虹口区的赤峰路和多伦路,在上海的东北角。现在基本上都叫“上海路”或者“连云港路”,很有意思。

基于此,有安徽好事者问上海图书馆:为什么上海没有安徽路?很有口才。

这个问题让上海图书馆的一些同志很为难。我的主观猜测是,从来没有一条路需要命名在有可能命名为“安徽路”的地方。知道为什么没有“安徽路”比知道为什么有一条路叫“安徽路”更难。

其实名字总是随意的。没有哪条路天生就有某个名字,安徽也不是唯一一个用来给路命名的省份。

浦东开发后,受益最大的是陆家嘴地区(据说陆家嘴是三国时吴栋将军鲁迅的故乡)。一些知名度不高、经济欠发达的山东地名,却成了上海的常用词,比如博山、乳山。

1990之后的发展突然让人们发现,路名可以是一笔无形的财富。上海市地名办负责人表示,此前上海没有宁夏路,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动申请命名,于是宁夏的夏光集团、枸杞等名牌企业和特色产品自然进入宁夏路,为上海市场打开了突破口。

应云南省开远市的要求,又有了开远路。市地名办人士表示,现在正在实施一种全新的道路名称命名方法。一些路名开始披上耀眼的时代色彩:如世纪大道、五洲大道;张江高科技园区出现了李时珍路、牛顿路等多条科学家纪念路,似乎预示着这个区域的高科技含量。

路名无声无息,却几乎是我们政治社会生活演变过程的一张展示牌。而任何穷尽地名意义的企图,必然会变成美丽的愚蠢。地名标志着个人生活或城市生活的车站。不管我们是停留过还是呼啸而过,我们都进入了它珊瑚礁般的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