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历史剧

中国近代处于转型时期。从独立国家变成半殖民地(半独立)，演变成殖民地，是一个向下下沉的过程；是一个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再到资本主义的向上发展过程。这两个过程相互矛盾、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没有民族独立，就无法保证真正的社会进步，而没有社会进步，就无法赢得真正的民族独立。

阻止帝国主义在中国灭亡，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对侵略和压迫不屈不挠、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反对英国鸦片侵略和英法联军入侵的两次民族战争，太平天国反对清朝的农民战争，就是这样的伟大的人民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抵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人民的伟大斗争永远无法相比的。但是，另一方面，洋务运动与人民斗争之间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枪炮声惊醒，探寻战争胜负的原因，利用农民战争造成的新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慢慢地、逐步地走向资本主义，秘密地或客观地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物质力量。所以不能被不属于人民的抵抗运动彻底消灭。

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枪、仿制军舰、“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师夷长技”、“制洋兵器”、“取长补短、夺其所倚”，一脉相承，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在民族战争枪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变洋为夏”的清醒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进步的根本途径。

65438+60年代，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还有一种可能的前景，就是通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的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胜利后，全面推行了洪设计的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计划。这个前景可能比日本明治维新更加辉煌。但是，太平天国毕竟失败了，也未必会成为现实。光明的未来只是一些历史学家一厢情愿的设想。严峻的历史事实是，农民战争扰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推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祖先的“家法”，但它并没有推翻清朝，只是通过用手中有限的职权镇压农民战争，创造了一个使李鸿章等人得以崭露头角、成为新的局面， 这些新贵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实践了林则徐、魏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并延续了几十年，形成了“求富强”的洋务运动。 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十恶不赦的罪行；但镇压之后，他们并没有全面倒退，而是进步了，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了向西方学习而与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作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挖掘。因此，洋务运动显示了中国社会进步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曲折中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的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损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使历史在没有资产阶级诞生的情况下进入了近代。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最初阶段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就必然是封建的、保守的。后来总结为“中学为体，一元学为用”的口号，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基础。洋务派无意破坏这个基础，只想在这个基础上嫁接资本主义，其初衷甚至是为了强化这个基础。要求地主阶级不维护封建制度，甚至有反封建的思想，这简直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地主阶级，试图在封建基础上嫁接资本主义，也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倾向，一种开明的表现。因此，“师夷长技为体，师夷长技为用”的口号在西学起步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向来如此。没有人反对或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必要强调或大力辩护。洋务派揭露“中学为体”，无非是想表明他们并没有离经叛道。“西学为中用”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新理念。它针对的是封建顽固派的愚昧无知，他们狂妄自大，拒绝一切外来的新知识，从而强调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就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初着眼点是提倡和保护西学的引进。只是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君主立宪制的时候，这个口号是反动的，以抵制改革。

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破产的过程，大体反映了中国人认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国“被洋人控制”，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因此，最先引起人们注意并提上日程的就是向西方学习与军事有关的科学技术。洋务派组织了造船、制枪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中国军队单纯依靠刀、枪、船等原始武器的落后局面，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才。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实力是军事实力的基础，“要先富起来再强起来”，于是学习西方经济设施被提上日程。中国古代出现了第一批大规模的新型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开始逐渐壮大。然后，当人们认识到西方的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才能取得成效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候，洋务运动就处在了政治破产的边缘。洋务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的幼苗不可能在封建基础上茁壮成长，要么是幼苗枯萎，要么是基础断裂，这是封建色彩浓厚的洋务派始终无法理解的。事与愿违，恰恰说明了洋务运动在这方面的客观进步作用。

洋务派不仅很封建，而且往往与外界有很大的妥协，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决定的。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是非常弱势的。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是自己软弱的根源。在深怕失势的专制朝廷的压力下，在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下，洋务运动势头可观，收效甚微。李鸿章比较明治维新；“日本由其君主持，臣民团结，所以财富和才能是日生而不穷的。中国一两个外交部长捧着，动到傍晚，早做晚滚，却不敢估量自己的终极地位。所以中国“有贝之富，无贝之才，不仅远不如西方国家，更不如日本人”1。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极力挣扎支撑，挽救颓势，但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信心不足，甚至感到前途无量，充满凶险。他把当时的中国描绘成“我们困在一条船上，朽木建楼，稍有倾覆，便不得而知”的悲惨景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大，中国已无所依靠”的哀嚎。软弱必然导致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横行霸道的时候，千方百计避免遇到洋兵就成了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也因此招来了“汉奸”的骂名。然而，为避免战争而妥协和试图抵抗侵略并不是绝对相互排斥的。避免战争属于外交，试图抵抗侵略属于内政，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搞经济建设，谋求权益保障，显然意义重大。至于效果如何，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不能简单以成败论优劣。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能否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建立？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改良派乃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有无问题，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国的问题自然可以消除，又因为自身的软弱，不敢直接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中国过去同其他国家缔结的一切条约仍然有效”；所有外人的既得权利被整体保护”(李文忠全集？《朋友往来书信稿》，第12卷，第3页)。这不就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外国列强在中国的侵略特权吗？知道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李鸿章所说的“国与国之间的条约已定，很难更改”，“活在当今世界，驱逐外国人出日本”纯属“子虚乌有之论”。怎么能把洋务派要求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达不到的高度？

洋务运动还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政大权，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因此，有必要对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洋务运动期间建立的“官办商业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进行进一步研究。至于引用甲午战争后的一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质，如果肯定是反动卖国运动，就更难被批准了。甲午战争前，几乎所有的进步人士都拥护和支持洋务运动。即使他们批评了，那也是一次正式讨论。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好一点，但反对的大多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主管军事外交的李鸿章不敢议和，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但甲午战争后，变法声名狼藉。这个消息值得考虑。

清朝初年，封建士人中出现了以顾、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所谓“士”。针对明末农民战争，他们总结了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了理学家的空谈，提倡实学，改革时弊，强调富民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都怕这个学不利于爱新觉罗的统治。然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鸦片战争前后，面对历史的巨变，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继承了顾、黄、王等人的思想，把的富国之路归结为向西方学习。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后，曾国藩、左、、李鸿章等。照顾顾、黄、王，追随林、龚、魏，开展洋务运动，实践向西方学习的方法。虽然他们有这样严重的弱点和局限，犯过这样的错误，甚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讲礼仪，讲正义，多方面受制于经手人，挑剔细节的封建顽固派，他们更值得同情和肯定。评价历史人物，只能与前人、同时代人比较，否则就不是科学的历史态度，必然变得苛刻。

洋务运动当然不是一场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谴责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不希望中国富强，不断采取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手段进行干涉。但是，西化往往屈服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自己的基础和权力被摧毁，从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多方面进行牵制和阻碍，而洋务派则经常对这种压迫进行斗争。第三，洋务运动的封建性扼杀了洋务运动的活力，如企业官僚化、贪污腐败、奢侈浪费、任用私人、挪用企业股份等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化摄影既是新企业的缔造者，也是这些企业的破坏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引以为戒。

在一个中华民族大灾难的时代，为了防止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虽然失败了，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向西方学习是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提倡向西方学习或反对向西方学习，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其历史意义不能因为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而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