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秩序和霸权秩序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帝国和霸权都是国际关系的两种组织形式,也是国际关系演变的两种逻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形式和逻辑相互作用,呈现出帝国向霸权转型的趋势。帝国既是一个组织单位,也是一个国际体系。霸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国际体系。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国际关系演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后冷战时代的学者再次将帝国的理念放在学术辩论的平台上,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多年来对霸权的抵制和抵抗,使得霸权成为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概念。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演变多变,学者们的猜测和判断不绝于耳,却始终摆脱不了帝国和霸权这两个古老而模糊概念的“阴影”。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国际关系史演变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从而更好地把握国际关系的现状和未来。

霸权与帝国: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和逻辑

冷战结束20年来,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评论者提出了不同的解读。10年前冷战结束时,作者写了一篇文章,总结概括了人们对后冷战时代的种种猜测和判断[1],还把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和媒体上流行的各种观点整理成对当代世界的五种解读[2]。结果发现,无论人们如何推测和判断,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仍然无法摆脱“帝国”和。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国际关系史演变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从而更好地把握国际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关于帝国与霸权的争论很多,众说纷纭,所以笔者只是孤陋寡闻,文章中很多观点并不成熟,我就传授给读者。

霸权:各种定义和争论

中国的古籍有“天下”的概念,没有“帝国”,但关于“霸权”的论述却非常丰富。我国《辞源》追溯“巴”字说:“古诸侯之长:帝衰,诸侯兴,故称巴”,“得天下者为王,诸侯之长为巴”。[3]1818-1819春秋时期,齐桓公的《管子》不仅对霸权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对霸权运作的制度环境进行了分析:“强国与强民,联合起来进攻弱国,以求称霸。强大的国家很少,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联合小国来攻击大国,以便称王”[4]120。研究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认为,战国时期的荀子把国家按性质分为王权、霸权和强权三种,认为“霸权是低于王权的国际权力,是在君主道德达不到王权水平时,通过强大的实力和战略上的完整性而获得的国际统治权”[5] 6438+04。

中国人对霸权的理解与西方不同。中国的辞海认为,“霸权”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方的希腊历史上,指的是一些大城邦(如斯巴达)对其他城邦的控制。后来泛指大国、强国不尊重别国的主权和独立,强行干涉、控制和统治别国。[6]2002年,前面对《辞海》的解释与西方学者的解释基本一致[7],后面的解释增加了中国在冷战时期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的经验。现代西方学术界认为霸权就是统治,指的是阶级统治的非强制性方面,即统治阶级利用社会制度将其价值观和信仰强加于他人的能力。[8]319看来,现代中国人对霸权的理解更倾向于霸权国家对“硬实力”的运用,而西方的解读则侧重于“软实力”的内容。但无论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还是欧洲的希腊城邦时期,霸权都是国际关系的一种组织形式,这与中国和欧洲的历史有相似之处。

如果以上是对霸权的“经典”定义,梳理现代文献,至少会有四种不同的“霸权”理论出现在我们面前,即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世界系统主义者的霸权理论、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和自由主义的霸权理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激烈讨论美国霸权的兴衰时,找到了意大利人葛兰西,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论述成为当时理论研究、批判和争鸣的起点。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更多地被理解为文化霸权理论。与西方传统意义上对霸权的描述不同,葛兰西将霸权描述为一种阶级统治,一种被从属阶级或大众所接受的统治阶级行使的统治,以及统治阶级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的建立相当于世界观的创造。[9]246葛兰西生前在狱中无法系统阐述自己的霸权理论,观点散见于狱中笔记。在狱中笔记和狱中写的书信中,葛兰西明确区分了“统治”(压抑)和“领导”,强调文化霸权是通过公众同意治理的方式实现的。葛兰西把维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思想统一”的重要作用归于思想,并不是说思想的力量足以消灭阶级斗争,而是因为他认为它们能够把阶级斗争缓和到资本主义社会能够继续下去的程度,特别是在高民主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在这些国家,统治阶级不再是靠暴力统治,而是靠道德和精神的领导,通过一套法律制度或世界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给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尤其是大众文化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局面,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大众文化的极端看法,使人们能够重新理解和定义大众文化。同时,也许更重要的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给了冷战后国际关系研究更大的启示。葛兰西当时指出:“每一种‘领导’的关系都不可避免地是一种教育,它不仅发生在一个民族内部,而且发生在组成这个民族的不同力量之间,国际上和国际上,以及各个民族和各大洲的文明之间。”[9]262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说:“只有在国内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社会霸权的国家,才能建立世界霸权秩序。一个新兴的社会霸权在巩固自身实力的同时,也向外部世界发展其膨胀的能量。”[10]105

世界体系论者认为,霸权是一种等级累积结构,贯穿世界体系近5000年的历史。吉勒等人认为:“霸权的目的是使霸权中心(国家)及其统治(财产)阶级享有独占积累剩余价值的特权。”[11]134沃勒斯坦认为,霸权源于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掌握了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的物质基础,从而可以“将其大部分法律和意愿(至少通过有效的否决)强加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文化领域”,从而使下属国家不得不对霸权国家嗤之以鼻。[12]306-307世界体系理论对霸权的定义,还原为剩余价值的积累和分配,剩余价值通过私有产权、契约等手段,以“合法”的形式从外围流向中心。

现实主义理论关注权力政治。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观点可以概括为动态平衡理论。他认为战争是实现体制改革的唯一途径。由于经济、政治、科技的不断发展,体制内出现了不平衡和调整的过程。当力量失衡时,一些国家试图改变制度安排以获取重大利益,现有的霸权体系将受到冲击。经过一场霸权战争,重新安排符合新霸权利益的国际体系。[13]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基奥汉和奈认为,战争或整体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是霸权崩溃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源于诸多变化:一是霸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二流强国可以免费搭便车;二是霸权国家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能力下降,霸权平衡被动摇后,霸权体系进入瓦解和崩溃的快车道。[14]46-47

冷战后,国际关系领域对霸权的讨论大多源于对美国霸权兴衰的争论,同时也开始与近年来新兴大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联系起来。很有意思的是,霸权在学术话语中基本上是一个中性词。但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霸权更多的是一个人们不喜欢的贬义词。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被冠上霸权国家的头衔。在中国,人们基本上将霸权等同于霸权主义,认为霸权是“在国际关系中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其他国家的行为”,“霸权主义是指大国和强国凭借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强行干涉和控制小国和弱国的内政和外交,主宰世界或地区的政策和行为”[15]22,他们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联系在一起。这就很容易简化霸权的内涵。王缉思对“霸权主义”和“霸权地位”进行了区分,强调前者是指“运用权力强制及其损害他国利益的手段追求和维护霸权的指导思想、行为和政策”,后者是指“一种能力和客观情况”。[16]这种划分加深了人们对霸权内涵的理解。其实总体来说,中国人对霸权的理解更接近我们所能看到的,而学术界的定义,尤其是葛兰西的解释,则侧重于我们所讨论的“软实力”的内容。[17]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揭示了霸权建立的国内基础,即从属阶级可接受的统治地位和统治阶级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虽然是他80多年前在法西斯监狱中思考的结果,但却是对当今国际关系霸权理论的有力冲击和补充。世界体系主义者从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来解释霸权的兴衰,强调霸权国家对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的控制。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将霸权置于强权政治的框架中。当然,强权政治不仅仅是军事干预,霸权国家还承担着为世界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纵观国际关系史,霸权的观念和行为由来已久。布热津斯基认为“霸权和人类一样古老”[18]3。那么霸权和帝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帝国与霸权:差异与相似

帝国和霸权是国际关系史上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形态和逻辑。在现代,帝国让位于霸权。帝国在中国人眼里也是一个贬义词,更不愿意承认古代中国也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因为人们往往把帝国等同于帝国主义,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被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屈辱的历史。时代变了,是时候让我们客观冷静地面对帝国和霸权这两种历史现象和学术概念了。很多学者对帝国和霸权做了区分,现在笔者从形式、结构、延续机制等方面对此进行梳理。

第一,帝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而霸权是一个国际体系。帝国的自给自足体现在两个方面:客观上,帝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止于“蛮夷”。这个帝国没有清晰明确的边界。没有“蛮夷”的挑战,帝国还会继续扩张。在古代世界,帝国往往与文明的发展保持同步。庞大的太空帝国留下了灿烂的文明,比如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中华文明等等。汤因比指出:“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会包容整个地球,也不会是真正的统一。但就生活在他们政权下的人的主观感受而言,这些国家确实是统一的,它们看起来让人觉得像是整个世界。”[19]帝国的心态还包括文明和野蛮的划分。帝国自认为是文明的中心,肩负着教育蛮族的责任。

与帝国的自给自足相比,霸权是在一个体系中产生和存在的。所谓系统,是指“以某种控制形式通过有规律的相互作用连接起来的各种实体的集合”[13]32。秦亚青认为霸权体系是由各种实体组成的,霸权国家是老大,从而塑造了一个“国际霸权体系”[20]83。英国学派代表亚当·沃森认为霸权体系不一定由一个大国主导,而可能由一小群大国共同行使。换句话说,霸权国家的数量无伤大雅,关键在于“霸权权威与其他国家不断对话,在某种程度上方便双方”[21]15。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在分析古代帝国的“国际”结构时借用了沃森的理论,指出一个单位所拥有的自治程度随着离帝国中心的距离增加而增加。主权和宗主权下的单位在某些功能上不同于支配它们的帝国中心。相比之下,霸权下的单位,因为宣称独立于帝国中心[22]159,在功能上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