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观点

在短短20多年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历史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其中有几个很典型,值得人们关注:

新生态范式这是邓拉普和卡顿提出的一种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观点。

(1)人类虽然具有其他生物无法比拟的突出特征,但仍然是全球生态系统中众多相互依存的物种之一。

(2)人类也受到自然界生物链错综复杂的影响,因此人类的行为往往会产生不可预测的环境后果。

(3)人类的生存依赖于潜在的限制性生物物理环境。

(4)虽然人类的发明和技术发展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突破自然承载能力的限制,但生态规律对人类来说是无法改变的。

邓拉普等人的“新生态范式”背离了传统社会学中“社会事实只能用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的原则。它以生态环境为中心,形成了社会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新的研究领域和分析框架。此外,他们还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三维竞争功能”的概念,主要是指环境对人类有三种功能:一是为人类和其他生物提供生存空间;二是为人类和其他生物提供生存资源;三是为各种废品和污染物提供储存空间。邓拉普指出,过度使用环境的一种功能会限制其他功能的正常发挥,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会不同程度地破坏环境履行其三种功能的能力,使部分或全部功能变成对人类和生态系统有害的反功能。今天的环境问题是由解决和协调环境三大功能之间的矛盾的障碍造成的。

代谢断层论今天,马克思经典理论中的生态思想被再次挖掘出来,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美国学者J·B·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对那个时代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如土壤退化、森林减少、城市污染、人口增长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新陈代谢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应该不断进化发展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生产把人口集中在大城市,使城市人口增长到空前的数量,这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集中了社会流动性,另一方面干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代谢……”,“在伦敦...他们对450万人产生的污水束手无策,任其污染泰晤士河”。同时,他还说:“在必然的自然王国里,自由只存在于:社会化的人、工农生产者以合理的方式控制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使新陈代谢处于人的控制之下,而不是被某种盲目的力量所控制;以最少的能量消耗完成新陈代谢...最有价值最合理的方式。”

福斯特指出,社会生态“新陈代谢”理论主要植根于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理解。他用“新陈代谢”一词来定义劳动过程,并通过劳动来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保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马克思生态思想社会学理论框架的关键在于人与自然相互代谢中的“断层”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大农业生产阻断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正常新陈代谢和交流,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早在19世纪社会学创立之初,马克思就准确地使用了“新陈代谢”一词来描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他提出了一套系统分析生态环境退化的方法和途径,这些方法和途径至今仍在环境社会学研究环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发挥着作用。

艰苦劳动踩踏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A. Schneiderberg在1980提出的,是一种人类社会与环境冲突的理论。在工业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扩张、工业经济成功和一个国家能否强大的标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为了避免产品积压,刺激生产的不断扩大,人们盲目鼓励人们大规模消费和抛弃,于是形成了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大规模抛弃的怪圈。这就是施奈德伯格所说的“苦力蹬踏”理论。然而,无节制的经济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而且产生超出地球污染储存能力的环境污染问题。施奈德伯格认为,造成这种“苦力和蹬车”恶性循环的深层次原因,应该归咎于没有任何限制地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逻辑,归咎于造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浪费——大量污染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只要这种结构性因素和机制没有改变,环境问题就不可能彻底解决。

关于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施耐德伯格用社会环境辩证法进行了分析,并从中得出三种可能:一是“经济综合系统”是指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是当前某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写照;二是“综合管理体系”试图通过管理来控制危害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的生产行为,但这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三是“生态综合系统”,即对社会生产和消费采取特定的控制和削减措施,利用可再生资源,降低环境破坏和资源锐减的程度,使经济发展可持续。这位学者认为,第三种可能性只是一个假设的例子,只有当资源和环境被破坏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执政的政治力量开始倾向于这种可能性时,才会实现。

除了上述典型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外,世界上许多社会学家在社会学领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资源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涉及社会变迁、社会行为、社会阶级、社会人口和社会心理等。同时,也有人把国家和个人的财富和社会不平等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总之,运用不同的社会学知识和理论来解读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是新兴环境社会学理论建设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