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九年级欧洲史怎么整理

1814年,拿破仑帝国覆灭,法国开始波旁王朝复辟(1814-1830)。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给法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导致了复辟时期法国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急剧变化。一方面,拿破仑帝国崩溃后,长期被禁锢的思想有所松动,要求捍卫1789原则,恢复《人权宣言》中的公民自由,反对和批判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另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需要进行城市规划、公共卫生、农业和商业发展、统一市场、振兴教育等一系列重建工作。社会的急剧变化必然会给当时的思想带来巨大的冲击,所以复辟时期的思想非常活跃。“复辟时期是各种政治原则的试验场,自由主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都受到了考验。选举法、军队改组、新闻自由、社会结构与政治秩序的关系、代议制政府的条件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为这一时期的热门话题。”“1”p 41复辟时期成为政治思想的“黄金时代”。『1』p41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震惊了整个世界和欧洲。“它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带来了一个模糊的新时代。”[2] P40对于19世纪初的法国思想家来说,法国大革命是历史。如何理解这场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它的意义是什么?它摧毁和创造了什么?这是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如何正确处理大革命的遗产,如何在大革命的废墟上重建自由文明的法国社会?谁拥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是他们需要回答的。正是在这个时期,乔治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和历史研究。1812年成为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同年与女作家宝琳娜·德·梅兰结婚。从那时起,他认识了保皇党的领导人物,并开始进入政界。他参加了第一次波旁王朝复辟,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倡导者和“空派”成员。他的《欧洲文明史》(1828)、《法兰西文明史》(1829-1832)也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可以说,乔治对文明史的研究几乎与他进入政坛是同时的,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响,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事实上,复辟时期的自由派历史学家,如铁伊利、圭佐、密涅瓦、梯也尔等,都意识到了历史与政治的联系,相信“历史的政治功能”。[4] P 1作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法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代表,基佐的思想都是建立在如何维护大革命在后革命法国的合法性,如何重建一个自由文明的法国社会的基础上,都与标志着现代性开端的法国大革命密切相关。

第二,

在《文明史》中,乔治以“社会条件”为研究对象,正如傅雷所指出的:“在解释法国大革命的方法上,乔治和托克维尔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一场漫长的民主(平等)革命的结束而不是起点:他们都注重对革命起源的分析,而不是对革命本身的描述;在分析民主(平等)的漫长过程时,我们应该注意“社会状况”和“政治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5”p 210-211傅雷的分析非常精辟。在《文明史》中,乔治没有把“政治制度”作为考察对象,而是把“社会状况”作为考察对象。

乔治的《欧洲文明史》考察了5-18世纪欧洲“社会状况”的变化历史。他正在“参照文明的进步回顾欧洲的现代史,总结欧洲文明史、它的起源、它的发展、它的目的和它的特点。”[6]P2·基佐将欧洲文明的历史概括为三个时期:一是初始阶段或形成阶段;第二,实验探索阶段;第三,发展阶段。这一过程始于16世纪,至今仍在继续。基佐认为,“现代文明的三大因素,即罗马因素、基督教因素和日耳曼因素,自5世纪以来一直在发酵和混合。到10世纪末,发酵停止了,混合工作也差不多完成了,新秩序的发展和真正的现代社会开始了。”[7] P348也就是说,从10世纪开始,欧洲开始摆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状态。从12世纪开始,第三阶级开始兴起,王权从13世纪逐渐兴起,到16世纪发展为绝对王权。13-16世纪是欧洲文明从原始欧洲向现代欧洲转变的过程,其间各社会阶级轮流掌权或失势,最终走向失败。然而,两个新的因素“国家”和“人民”正在缓慢而不知不觉地演变。“这是现代欧洲区别于原始欧洲的主要特征,即从13世纪到16世纪完成的变化。”“6”p 135“16世纪是现代社会的真正开端”。[6] P 175,在17和18世纪的欧洲,这两个因素逐渐成熟,其影响力超过了贵族、牧师和公民的力量,最终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革。在《法兰西文明史》中,基佐详细考察了王权和第三阶级的发展过程。指出他们是随着封建制度逐渐成长起来的。“8”(p 1)随着王权逐渐“成为一种与封建制度无关的权力...与领土归属无关...一种在封建权力等级之外的真正的、纯粹的政治权力,除了管理之外没有别的名称和别的任务”,它成为“唯一的、普遍的权力”。到“9”P255到13的结尾,“国王在法国王侯中没有平等的地位。”“9”P302与此同时,虽然“法国中产阶级在各个自治城市失去了一部分自由”,“它通过议会、总督、法官和各种行政人员的手篡夺了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增加了中产阶级的人数,提高了中产阶级的地位;他们使中产阶级在这个国家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影响力、重要性和权力。””8“p73因此,“它被视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第三个层次...人数越来越多,实力越来越强。”[8] P56基佐总结说,第三阶级一直是法国文明的决定性因素,是主导法国文明的最强大的力量。

基佐对文明史中“社会状况”的考察,有着深刻的政治意图。在基佐的文明史中,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部通史的结果,也是法国历史的秘密。从欧洲文明的悠久历史来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非偶然。革命爆发前面临的情况,也是当时整个欧洲面临的情况。大革命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但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有很大不同。它所有的秘密都在法国文明的发展中。事实上,通过考察文明史上“社会条件”这一独特对象,认识到17和18世纪的文明发展,一种新的因素“社会”开始觉醒并迅速成长。王权统治下的国家无法完全容纳整个社会,社会结构由原来的王权-中间集团-个人的三重结构转变为国家-个人的二元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对抗成为重中之重。至于法国,根据对法国文明史上第三阶级的考察,吉佐称赞第三阶级是“法国历史上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8”P2第三阶级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逐渐壮大,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和影响力。他们在“社情”的变化中逐渐取得优势,并在1789开始要求相应的政治。所以,大革命的爆发是有道理的。因此,大革命只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圆满完成。其基础在于国家社会的形成和对法国历史的整体解读。按照基佐的观点,法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是,封建主义没有创造出贵族阶级,公社运动也没有创造出民主,所以没有自由制度,但最终形成了绝对君主制。这种二元论的结果,只有大革命的爆发,成功地完成了古代的阶级斗争,最终创造了民主,也就是同时不可分割地创造了一个社会和一些自由制度。只有大革命使社会趋向于围绕一个统一的原则和解。在寻找政治代议制的过程中,法国已经不能像上个世纪那样维持秩序了。大革命用对合法性的话语竞争取代了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基佐将法国大革命置于法国文明史的进程中,指出法国大革命只是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取自由斗争的最新努力。他从长远的角度强调革命和旧制度的连续性以及革命的“古老性”,从而为革命的合法性辩护。

第三,

那么法国如何在后革命时代重建一个自由文明的法国社会呢?“文明中包含的第一个事实是进步和发展,”Kizo说。[6] P9它包括两个方面:社会进步和人类进步。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是不断增加所有给予社会力量和幸福的物质的生产,另一方面是将产生的力量和幸福更公平地分配给每个人。人性的进步是指个体、内心生活、人本身以及人的各种能力、感情、思想的发展。一个完美的文明社会取决于“文明的两个要素,即智力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明的完善不仅在于它们的结合,还在于它们的同步,以及它们相互刺激、产生自身的广度、便利性和速度。”『3』p10

基于上述对文明的理解,基佐通过对欧洲文明和法国文明的研究,展示了他独特的文明观,并逐渐勾勒出他理想中的自由文明社会。首先,乔治意识到了古代文明和近代以前的欧洲文明的区别,在于“单一”和“多元”。乔治认为“古代文明……在他们的系统、设施、思想和生活方式上打上了单一的烙印;一种独特的,或者至少是强大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支配和决定着一切。”“6”(p 21)古代文明的终结可能是突然的失败(像希腊),也可能是惊人发展后的停滞(像印度)。在近代以前,欧洲文明是不同的:“社会组织的所有形式和原则都共存于其中;宗教和世俗的力量……这些各种各样的力量,原则和制度,思想和感情,都处于一种不断相互斗争的状态,但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摧毁其他力量,占领整个社会。”[6] P25在这里,乔治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文明的“单一性”和“多样性”。乔治认为单一文明只能导致文明的最终灭亡,而文明只能在多样性中发展。其次,基佐认为欧洲文明具有统一性和特殊性。”欧洲文明史上有真正的统一,但这种统一只表现在一些普遍的事实和一些伟大的成果上。”【6】P9这种统一性在于,社会状态的发展和精神状态的进步要统一起来,相互作用,最终达到社会和人类的完善。然而,欧洲文明的发展并不完善,表现出许多特殊性。基佐认为,“英国的文明一直特别面向社会的改善,……不仅面向物质条件的改善,也面向精神条件的改善,……但总的来说,社会的发展比人性的发展更广阔、更辉煌;“英国文明的面貌和力量在于”实用和应用的原则在任何地方都是压倒性的。”“3”p 12“纯粹的智力活动是德意志文明的主要特征”“3”p 13、意大利文明介于英国和德国之间,但其文明的弱点在于文明的两个要素没有很好地结合和相互作用。乔治基于他对文明的定义: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分析了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文明的价值,指出这两个方面是最好的,它们的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并驾齐驱,所以乔治最钦佩法国文明,认为“它的文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忠实地再现了文明的普遍典型和基本思想。这是最完整、最真实、最有文化的文明。”“3”p 19最后,Gizzo意识到文明是有传承和辐射的。欧洲文明的一些基本和主要因素:罗马世界,基督教世界和日耳曼世界,或者古代,基督教和原始时尚。[7] P338这些因素也在长期斗争和相互影响中孕育了法兰西文明。欧洲文明和法国文明在各自的发展中是一脉相承的。法兰西文明更具放射性。”...每当法国在文化事业上跑得比其他国家快时,她总能激发出新的活力,以新的冲动跃进,很快与其他国家并驾齐驱或跑在他们前面。这是法国的特殊命运。不仅如此,我们已经看到,当这些在其他地方兴起的文明思想和文明制度为了欧洲文明的共同利益而试图将其领域扩展为丰富的、普遍的思想和制度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在法国进行新的预演,然后从第二故乡法国出发去征服欧洲。在它传播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大文明思想和任何大文明原则不是通过这种方式经过法国的。「『6』p3

基佐还考察了自由在文明史中的发展。他通过对5世纪至8世纪欧洲文明史的研究,得出自由的本质在于“各种力量、原则和制度”的多元共存。在欧洲漫长的文明进程中,王权、神权、贵族势力、民主势力都试图垄断欧洲社会,但谁也无法彻底摧毁它们,只好允许彼此存在和发展。这就是欧洲文明开出自由之花的秘密。相反,在其他文明中,单一性或主导原则的控制可能导致暴政和长期的社会停滞。吉佐比较了英法文明的进步,认为英国人懂得“给予不同的力量应有的尊重”。" 6" P218各种力量总是同时发展的,各种利益相互交融。所以英国享有自由和秩序,而法国则不同。贵族、君主和民主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自始至终相连的,每种制度都有自己的垄断时期。“他们不知道共同努力使彼此自由和强大;而是一场无休止的斗争,把我自己和法兰西都卷入了革命的漩涡”③P3。基佐认为,法国人吸取了19世纪初的历史教训,实现了新旧法兰西的和解,模仿英国建立了王权。君主立宪制由上议院统治。基佐从漫长的文明史中对法国政治传统的反思极其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