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始年考

毫无疑问,夏朝的建立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夏朝开始建立时,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统一说法。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了建立夏朝年代学基本框架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设计了四个专题: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研究、再论《尚书》中的钟康日食、夏郑潇的星象与年表研究。此外,还有文字学领域的文献记载可信度研究、历史文献学领域的夏朝累积年数和列王年数研究等相关课题。希望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利用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跨学科研究,提出一个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建立夏朝年代学的基本框架,估算夏朝始年,最重要的是从考古中寻找夏文化,确认夏商文化的界限,哪些考古遗存是夏初文化,这是解决夏朝问题的前提。

通过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对二里头等相关遗址的新发掘和研究,一、二、三、四期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建立可视为夏商文化的分界线,这已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对于哪些考古遗存是夏早期文化,目前仍存在分歧。我曾提出二里头文化是后羿取代夏、少康复兴后形成的夏文化,同意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夏初文化的观点。在我看来,以登封王成刚遗存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是早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后羿取代夏、少康复兴后形成的夏文化,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建立是夏商分界,应该是夏朝元年推定的考古学依据。

当然,大家都知道考古只能解决相对年龄,现代断代技术等学科可以提出绝对年龄。令人欣慰的是,断代科学家通过对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二里头遗址、登封王成刚遗址采集的碳样品进行判断,为夏朝研究提供了大量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的资料。完全可以将这些资料与文字学、天文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提出一个有失偏颇的夏元年的见解。

夏朝自禹以来有14位君王,17位君王,这在《竹书纪年》和《夏本纪史记》中都有明确记载,是毋庸置疑的。古代文献中也有关于夏朝总累积年数的记载,主要有两种学说:一种是以古竹书纪年为代表的有王无王,用时471年(或472年);另一种学说以易为代表,是于431年(或432年)提出的,两种学说相差40年。原因是,古竹简编年史可能包括邵康野逃的所谓无王时期,但《易·吉炜·蓝兔》不包括这一时期。从禹接受舜禅到的夏代年数累计为471年的理论,可以作为推断夏代始年的重要依据。

商朝从唐到周朝共有17 30个国王,其中包括唐之子大定在内的31个国王死而无立。《史本纪》和《朱年》所记载的商族,已基本得到甲骨文的证实。关于商朝的累计总年数,古代文献中明确提到的确切年数有三种学说:《汉书·史记》引《世经:从伐桀到伐纣》吴王,629岁。《荀子》:唐知止统治天下......576岁。《史记·殷本纪》引《纪祖纪年》:唐灭夏,受二十九王影响,年四百九十六岁。六百年来,《左传》宣传了三年:桀失德,丁迁商,祀六百。近五百年来,有一个全心全意的孟子:从汤到文王,五百多岁了。

世界经典629年说是刘欣根据三历推算出来的,这在先秦文献中是找不到的,没有可靠的依据,难以依赖。

496年说是根据古竹书编年史,可信度应该更大。但又说是29个王,与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已经证实的商代有30个王(其中唐子大鼎为365,438+0个王)的说法相矛盾。而且根据古竹书编年史,商代晚期273年与商代早期仅223年(496减273年)相差太大,其真实性自然存疑。

《汉书·艺文志》虽将荀子归为小说家,但其576年的记载恐怕更接近事实。这不仅是因为《孟子》中500多岁的支撑,也是因为576年每代平均年数除以17代接近夏积年平均年数除以14代和商代晚期平均年数除以8代。

研究商年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商产品年在550年左右比较合理。陈先生在《商隐与夏周时代》一文中,怀疑唐灭夏以至于被二十九王所灭,又怀疑是在496年中期被汤所灭,以至于被大概引用编年史的人所解释。他认为编年史原文可能是《通鉴外纪》注中所引的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但从唐到,是二十九王,没有狄懿和。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商朝末年三王的年龄估计为狄夷26年左右,帝辛30年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商朝的总累积年数大约是496年加上56年所得的552年,与荀子的576年只相差24年。

如果夏积年为471年,商积年为576或552年,则夏商总年数约为1047或1023。

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确定公元前1046是吴王攻周的最佳方案,由此可以得出夏朝始年是1046(年)加2093年前1047(年)或1046(年)加65438+。

以上两个结果主要来源于相关文献记载的研究。是否合理,哪个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年代,可以结合相关碳十四测定数据进行检验。

北大加速器测年对登封王成刚遗址有如下数据:

王成刚二期西t157基坑6为:公元前2124-2088;

王成刚二期t179基坑8为:公元前2123-2087;

王成刚三期西t31h92为:公元前2092-2044年;

王成刚三期西t179h470为:公元前2086-2044年;

将文献研究推断的结果与碳十四测定结果相比较,第一个2093年落在王成刚二期的年龄范围内,第一个2069年落在王成刚三期的年龄范围内。王成刚古城二期开始建设,三期是其主要使用期。三期后,古城废弃。我同意安先生的观点,认为古城可能是文献中的阳城的阳城遗址。举个例子,如果把王成刚古城建成夏朝的标志,那么商朝的年份是576年,夏朝的年份是471年,武王伐纣的年份(公元前1046年)可以取为公元前2093年。如果如我所推测的,王成刚古城晚期遗存被视为最早的夏文化,那么商朝的年份是552年,夏朝的年份是471年,武王往前推的2069年可以被视为夏朝的始年。

综合文献研究的成果和碳十四测定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两者较为接近,说明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和考古的推定并非空穴来风。夏朝的建立始于公元前21世纪应该是可信的。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在1993年和2069年的两个结果之间做出进一步的选择。

推算夏朝始年与夏商分界年关系密切,不妨从这个角度来检验之前的推定。

根据文献学的研究成果,夏商代的分界线是1046,以商代为576。以商朝累计年份为552年,夏商分界线在1598之前。

考古上,多数学者认定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上是同时的,两者都可以作为夏商分界的界标。北大加速器交友从两个商场采集的样本有以下数据:

郑州二里岗下层一期c 1h9: 25(甲骨文)为:公元前1616-1546;

郑州二里岗下段98t232夯土vii(木炭)为:公元前1618-1537;

偃师商城一期二段98YSJ1D1009G3(木炭)为:1621-1524 BC;

应该说这三个数据基本一致。如果以此对比夏商分裂的两个结果,即前1622和前1598,显然是支持了夏商分裂的前1598,这一结果来源于之前的吴王1046和商朝552年。1598加上夏朝累积年份471就是2069。

以立夏之年为公元前2069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仲康日食的研究结论并不矛盾。《左传》十七年,引用的有关内容和《史·夏姬本纪》的记载,当皇帝恋爱时,浪费时间,把日子弄糟了。学者们认为这是夏朝中康元年秋天的一次大日食,引起了国内外天文学史家的注意。钟康专门从事日食研究的学者认为,将节气和秋季的范围稍微扩大,对洛阳地区从公元前2273年到公元前1850年共423年的可见日食进行大体计算,得出符合节气和秋季的日食有11次。古竹书年表记载了禹45年,齐39年(或29年),现代竹书年表记载了太康4年,三王共88年。2069年减去88年就是1981年,次年即公元前1980年就是钟康元年。这与洛阳1日食的第一个20119 12.6相差39年,与第一个1970 115.0只相差10年,而且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虽然我们无法考证文献中关于禹、齐、太康在位年份的记载是否真实,但也不能说以1970 11.5之前的一次日食作为参考来推断夏朝元年是没有意义的。至少两者之间没有无法解释的矛盾。

此外,墨子的非攻,说到舜统率三苗,有前三苗之乱,天命之急。太阳妖夜间说话,有学者认为所谓太阳妖的夜现也可能是日食。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用现代天文方法计算古代日食。得出公元前21世纪有四次月食,即第一次重复发生在8月31,第一次发生在2075年6月30日,第二次发生在2072年4月20日,第二次发生在2029年7月1日。这四个时间,除了一个在2029年7月1日,其余三个时间都有可能,而且都发生在于接受顺禅的前夕,这也可以作为估算年的参考。

与夏朝元年的估计有关,纬书中有所谓五星联珠的记载。《太平御览》中的《孝经》七引,包含了《禹五星丛》、《夏商周五星丛》、《夏商周学》等词语。认为这个五星星团在天文学上没有严格的定义。如果理解为五星星团,与公元前65438年+公元前0953年2月中旬至3月初发生的那次非常相似。五颗行星距离最近时,角距小于4。另一次发生在公元前1973年的4月底5月初,但是五颗星之间的角距比较大。它们最接近的时候,角距是21,持续时间只有几天。两者选其一,前者可能性最大。这一结果显然与之前的钟康日食计算结果相矛盾。然而,一些研究者指出,这一记录来自舒威,而舒威经常将夏时宇称为整个夏朝。那么,把它理解为夏朝某个时候发生的五星聚会,而不是拘泥于《禹》中的天象,可能更合理。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我认为,如果于禅定为夏朝始年,夏朝始年应在公元前21世纪前期,大致在2069年左右,不早于公元前22世纪,也不晚于公元前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