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自然气候对当地生产生活的影响

虽然我们强调地域文化的形成必然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我们从来不认为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人与自然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人毕竟是主动者,而不是环境的奴隶。人们总是改进生产工具,创新生产技术,改进生产方式,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地理环境提供的各种自然资源。因此,共同的经济生活产生了,这是文化形成的坚实基础。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讨论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成的影响时,更多地关注自然资源这一具有经济意义的因素。

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潮汕地区自然资源的基本情况,重点讨论这些资源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如何被利用的,以及它们对潮汕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什么影响。

动植物资源的利用

由于气候变化和开发的深入,该地区的动植物资源也发生了变化。不同时间不一样。这一地区的地质、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变化的证据。

该地区位于热带北端,植物资源丰富。据生物学家吴秀仁长期调查,本区已鉴定出植物1976种,隶属于241科,远多于汉江三角洲典型剖面孢粉分析所得的种类和属数。全新世以后,该地区虽然也受到气候波动的影响,但基本呈现热带自然景观。常绿季风阔叶林分布广泛,林中层次较多。上层的树木喜欢温暖的树木,如香樟、麻栎、枫香,而下层的树木喜欢榕树和榆树。树木下面是灌木丛,如杜英、山矾等。,搭配棕榈、竹子、树蕨等较具热带元素的大型草本植物。林中藤本植物纵横交错,寄生植物、腐生植物、蕨类植物较多,高度封闭。三角洲的沼泽低地长满了小树、灌木和莎草。在沙龙沿岸,有抗旱裸露的灌木丛和各种茅草。在海湾和河口的盐滩上有常绿红树林。

这个地区的植物资源早就被人类用于衣食住行和制作工具。

全新世早期,植物食物资源的利用开始从采集经济向栽培经济过渡。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少数民族的研究,该地区最早用作食物和种植的植物是红薯和土豆。至于水稻和其他旱作物,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这个地区西周以前的考古遗址中发现它们的踪迹。该地区滨水文化遗址发掘的大容量大口尊可能是用来储存粮食的。普宁后山遗址出土的磨槽器也可能是用来磨粮食的。但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当时的粮食是来自采集还是种植,因为制粉本来就是采集经济的一个技术基础。或者正如考古学家所指出的,“常年炎热多雨的热带地区的植物可以生长,人们可以随时直接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物,因此并不迫切需要培育谷物。”所以粮食农业在那些地方发展的比较慢,也比较晚。”(《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在这个地区发现和发掘的春秋至汉晋时期的文化遗址中,还没有发现谷物。这是因为考古遗址中谷物的发现往往是偶然的;这一带的考古发掘从未使用过“浮法”技术,更难找到粮食。但汉晋以来该地区稻作农业的发展是毋庸置疑的。到了唐代,稻作成为这一带居民的主要食物来源,这在文献中已有所见(《韩愈:祭大湖》)。随着这个地区人口的增长,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明朝以后,从南阳引进的红薯对缓解该地区的粮食短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些植物被用来编织衣服,以抵御风,雨,寒冷和炎热。过去采集的是野生苎麻和野葛的表皮,或者有柔韧的棕榈树皮叶和莎草。后来又有野生种培育的栽培苎麻、野葛新品种和外地引进的木棉、菠萝麻新品种。

木材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作建筑材料。最古老的例子是揭阳蜈蚣山和普宁牛伯公山发掘的古人类聚居地遗迹。这两件遗物属于浮岸型,时代为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从遗迹中清理出直径为15 ~ 35 cm的柱洞。从这些柱洞可以推断,付斌人用小树的树枝作为生活棚的支柱。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高大的树木也被使用。揭阳新圩九都村发现阿津王朝建筑遗址,均为巨木结构。四壁木造,高3米,共15节,屋顶木造,长7.5米,共5节。木材加工后每段的截面为1.5米见方。巨型木材也用于造船。揭西县金河石湖港出土的独木舟长10.7米,外宽1.3米,内宽1.1.6米,深0.8米,由整块樟木制成。直到本世纪中叶,植被仍是这一地区生产和生活中使用的主要燃料。

植物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特别是栽培作物的驯化和引种,意味着该地区居民与社区生态环境关系的改变。为了开垦土地种植一些农作物,就要把原来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其他植物移走,以保证土壤肥力和养分利用率。达到这个目的最有用的手段就是用火。像许多生活在中国南方热带地区的少数民族一样,这一地区的土著在原始农业发展中可能采用了“刀耕火种”的制度。他们用火焚烧树木、灌木和杂草作为灰烬肥料,并种植农作物。当这块土地的肥力耗尽时,就让它荒废休耕,用同样的方法开垦另一块土地。

于是,这一地区的植被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开垦的土地上,人工植被取代了原有的植被;而废弃地的植被逐渐生长,形成次生植被。汉晋以来的建筑业,宋代以来的造船业,把刀耕火种后剩下的巨树都砍倒了。唐宋以来蓬勃发展的陶瓷业和食用盐业,消耗了大量的植被作为燃料。到现在,这个地区的原始植被几乎完全消失了。山地丘陵中为次生灌草坡和人工栽培茶园、用材林,林龄相对年轻。平原和梯田里,全是人工栽培的果林、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由于近几十年的围垦,沿海泥滩上的红树林已经消失,而人工培育的防风林则挺拔地矗立在沿海沙垅上。

对这一地区来说,动物资源的利用也是文化演变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据吴秀仁老师调查,这里有家畜、野生动物20余种,蛙、蛇、龟、鳖近20种,龟137种,贝类41种,鸟类44种。古代的动物资源应该比当代的丰富。宋代以前气候较温暖,该地区有典型的热带动物资源。在山里,有蓝黑色的野生大象和红色的小牙齿,在河里,有锯齿状钩尾的海湾鳄鱼和长喙的奶牛。明清时期,虎灾的记载在地方志中仍屡见不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带的次生山坡上还保存着狐狸、浣熊、豺、獾、麂、野猪等动物,华南虎、云豹、水鹿等珍稀动物也有出现。平原山谷的农田里,随时可以看到青蛙和蛇;浅海泥滩里,留在乡下的海鸥和候鸟成群结队觅食。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变和长期的人工捕杀,目前,该地区的野生动物基本丧失了生存条件,极其稀少。人工养殖的经济动物种类越来越多。

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1万~ 4000年前),丰富的动物资源无疑为这一地区的原住民提供了广泛的食物谱系。尤其是夏天过后,植物性食物因为季节的原因开始枯竭,动物成为它们食物的主要来源。在该地区已发掘的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出土了牛、鹿、猪等动物骨骼,各种鱼骨、龟壳以及大量的贝壳。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6000年左右),这一带的居民似乎已经有了畜牧业,潮安陈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牛骨和猪骨就表明了这一迹象。但是,我们无法决定这些家畜是本地动物资源驯化的,还是外地引进的。

除了狩猎和畜牧,河流和沼泽中的许多鱼、虾和贝类是更容易获得的食物。按照当时的人口,这一带的水产资源几乎取之不尽。正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3000年左右)以后,农耕才成为这一地区主要的社会经济范畴,水产品在这一地区居民的饮食中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水产资源丰富,该地区的水产养殖一直发展缓慢,直到明清以后。

这个地区的居民喜欢吃野味和海鲜。唐宋以来,文献记载不断。虽然韩愈的《论南方饮食》一诗不一定写在潮州,但宾客中,马蹄蟹、生蚝、河豚、章鱼、姜瑶柱、蛙蛤、蛇等,腥臭味十足,也反映了当时潮州宴席的风格。宋元时期,彭延年隐居揭阳浦口村,写有《浦口村居》五首。第四首诗写道:“浦口村生活好,做一顿饭容易。苏飞真是水之宝,而且泥很滑。下午困了的虾可以吃,睡醒了也可以吃。一年四季不收费,穷也够了。”可见北宋的潮人喜欢用鱼虾贝类来做菜。诗中提到的虾也叫生虾。生吃鱼、虾和贝类在这个地区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今天仍然很受欢迎。对于外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狂野而与众不同的习俗。外国官员编纂潮州地方志时,总会增加这种差异。清乾隆四十年(1775)编撰的《潮州府志》风俗篇记载:“食多取海族,故生蚝、生鱼、生虾鲜美。但是,煮鱼不去血,吃青蛙舔皮...这仍然是一个传统。”生吃鱼虾大概是当地饮食习俗中特别奇怪的一个例子。但动物资源尤其是水产资源的丰富,以及该地区居民长期将这些资源作为食物,确实造成了当地饮食文化的鲜明特色。

土壤资源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该地区土壤资源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演进而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土壤资源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演变有很大的影响。

该区土壤总面积为11786300亩,占国土面积的75.96%。这个地区土壤的母岩大部分是花岗岩。在该地区湿热的气候条件下,母岩风化过程强烈淋滤,硅酸盐分解淋滤,铁、铝氧化物明显堆积,形成红色风化壳。土层发育在红色风化壳上。

这个地区的土壤类型多种多样。主要土壤类型为分布于山地丘陵的砖红壤和砖红壤,分布于三角洲平原的沉积土和沿海地区的冲积风沙土。这个地区高温多雨的气候,使得山地丘陵地区的植物长得又厚又旺盛。在自然植被条件下,砖红壤和砖红壤表面有机质积累,含量可超过4%,肥力高。平原区原生沉积土因土质不同,含有机质1.5% ~ 2.5%,肥力中等偏低。海边的沙土保水保肥能力很差。

这个地区的土壤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人为因素和气候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各种土壤的肥力有不同的变化。

在新石器时代,农耕活动首先始于小山谷两侧的低丘。覆盖在这些低丘上的赤红壤层很深,植物生长旺盛,往往给人以土地肥沃的印象,却忽略了上层土壤肥力容易被破坏的性质。尤其是在“刀耕火种”的情况下,自然植被被清除后,高温潮湿的气候条件刺激产生的细菌导致土壤中的有机物迅速分解。土地的肥力很快下降,农作物收成减少,人们不得不放弃耕地,重新开垦。虽然次生植被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土壤肥力,但早期农业发展中采用的耕作方式破坏了土壤肥力。现在该地区赤红壤有机质一般在2%左右,全氮含量一般小于0.1%。有效磷和钾的缺乏主要是人工开垦的结果。在农业社会,土地的肥沃程度对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有很大的影响。由于该地区气候温暖湿润,红壤肥力容易下降,靠种植农作物维持生命相当困难。在朝鲜、、连开发三江平原之前,这一地区的人口不可能迅速增长。

平原地区土壤资源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资源的利用。多雨的气候和汉江为该地区带来了丰富的地表水资源。但该地区降水集中在4-9月,河流水位与降雨情况密切相关,一年内径流量变化较大。夏季汛期,径流量大,两岸无牛马之分。在冬季旱季,河床可能会干涸。这一特点使得水资源的利用更加困难,特别是在生产水平还很低,人们还没有很好地掌握水利工程技术的阶段。如果地表水得不到有效控制,土地开发后的灌溉问题就很难解决。事实上,平原地区的土壤资源要到唐宋以后才会得到真正的开发。

该区平原沉积土的发育始于榕江连江中上游和汉江三角洲上部。这些地区河床较低,早些年河水泛滥,在河道两岸形成了天然的堤防,汛期不易泛滥,旱季引水方便,土地开发和农作物种植收获相对有保障。到了北宋时期,这些地区的定居人口已经足够增加。定居人口的增长为平原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南宋以后,大量移民逐渐进入汉、戎、连江平原,相继修筑海堤、堤防,并设置涵洞引水排水。这样就把洪水和咸潮挡在堤外,通过涵洞加以控制和利用,使平原的土地得以大规模开发。经过长期的水旱轮作、土壤改良和施肥,低肥力的沉积土壤已经成熟为水、肥、气、热性能协调的高产水稻土。

自宋代以来,该地区的粮食生产水平已接近江浙高产区。明清以后,原地区汉、戎、连江的粮食产量在全国首屈一指。有了丰富的粮食产量,就有可能养活密集的人口,促进这一地区其他产业的发展,如陶瓷、纺织、交通、商业等,从而引发这一地区经济模式、社会结构乃至聚落景观的一系列变化。可以说,平原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土壤肥力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文化演变。

矿产资源的利用和技术的发展

潮汕地区的矿产资源总是与岩石选择共存。除少数片麻岩、角闪石、应时状细砂岩、黄色粗砂岩外,该区火山岩、流纹岩、花岗岩等酸性火成岩比例约为90%,与火成岩伴生的矿物主要为锡、钨、银、铅、铜、铁等有色盆地和高岭土,储量巨大。

在这个地区的开发中,这些矿产资源大部分都得到了利用。

就像人类文明的所有进步一样,这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也是从敲几块小石头开始的。岩石是一种常用的矿物。在历史早期,那些结构简单、硬度高、容易形成薄片的石质矿物,如燧石、硅质角岩、硅质岩等,最先被用来制作工具。在8000多年前的南澳大利亚象山考古遗址,考古学家挖掘出几十件由燧石和应时砂岩制成的小型石器。这个地区的原始居民用当地的石头制作这些小刮刀,切开海滩上获得的鱼类和贝类作为食物。石器的生产和使用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即使在铜、锡、铁的冶炼技术被人们掌握之后,石器也没有被完全抛弃。盛夏在揭阳东周墓葬中发现青铜器和石器。大约2000年前,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出土了铁器、磨刀石和残石器。

高岭土也是常用的矿产资源之一。从象山遗址开始,高岭土就被用来制作陶瓷物品,直到现代仍然如此。

商代中晚期,大埔饶平顶型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枚青铜戈。这是这个地区最早的青铜器,但我们不能断定这种武器是当地铸造的。该地区缺乏丰富的铜矿床,但铜储量在小生产规模时代仍有开采价值。我们相信,一旦从周边地区引进了青铜冶炼技术,这一地区的土著就会开始利用当地的铜资源。这个时期不会晚于战国时期。从揭阳云路战国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来看,当时这一带应该有青铜冶炼作坊。

锡矿和铅矿的使用也很早。揭阳云路战国墓出土了7个锡(或铅)箭头,以及青铜箭头。这个地区有丰富的锡和铅矿物,而且这两种金属的熔点较低,冶炼的温度要求远不如铜冶炼,应该更容易开采利用。从宋代到清代,该地区的铅锡矿被大规模开采。据宋代文献记载,该区有季枫银田及与银矿、铅矿共生的横街、黄冈、金田三个锡矿田。近年来,车田、揭阳等。在文物普查中还发现了宋代矿山遗址。在这个地区,锡矿的开采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延续到现代。长期的使用使这一带的工匠在锡铅器皿的制作技术上有了很高的水平。潮州生产的铅锡制品享有盛誉。

这个地区最早的铁器出土于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在这个遗址中,还挖掘出了炼铁留下的铁渣,但没有发现炼铁的痕迹。从该地区晋唐以后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可以看出,铁器已经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频繁使用。而利用当地铁矿石冶铁,直到明朝才有文献记载。清代,这一带的揭阳、饶平、南澳三县有几十座铁炉。揭阳、铁厂山等地,冶炼遗址依然存在。

矿物的利用与该地区的文化演变矿物的利用在该地区的文化演变中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矿物被用来制造工具,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长期以来,石器是该地区土著人民改变环境、改善生活条件的主要工具。各种石质矿产资源,从用来开壳刮壳的小石器,到用来砍树挖地的石斧,从质地较好的火石、水晶、应时细砂岩到质地较差的板岩、粗砂岩,都被利用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地区的文明经历了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的漫长时期。由于金属工具的使用,这个地区的居民可以更充分地开发自然资源。高耸的原生树木被砍伐,高耸的花岗石被挖出。后来,建造了木制房屋,并建造了小船和巨轮。石桥跨河,石塔冲天,人文景观取代自然景观。

其次,储量大、质量优的矿产资源的充分开发,造就了该地区的优势产业和优质名优产品。瓷土的利用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汉江流域瓷土丰富,制瓷历史悠久。该地区的瓷器生产最晚始于唐高宗宜丰时期(676-678年),在潮州府南郊和北郊发现的唐代瓷窑遗址已具一定规模。北宋是这个地区瓷器生产最发达的时代。笔架山脚下的大龙窑长约100米。估计每个窑至少能烧20万件瓷器!北宋以后,该地区的陶瓷业除了在政权更迭的动荡时期出现过暂时的衰退外,一直是该地区从业人数最多、产品销量最大的手工业。宋代笔架山窑瓷器采用多种工艺,如雕、剔、印、贴花、堆花等。,以丰富多彩的手法。产品中,佛像、人像、小动物等工艺瓷器占了很大比重。制作工艺美术瓷器的传统被这一地区的陶瓷业大师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直到今天,艺术瓷仍然是这个地区陶瓷行业的著名产品。